以思想把握時代

【新著評介】

北京師范大學韓震教授在其新著《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基本理論問題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6年6月版）中，以“探索”為自己的工作命名。該著作既討論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應該關注的問題，也闡明了哲學的研究如何從現實問題出發、利用思想資源、形成孕育於現實的新的判斷。

這本著作體現出鮮明的問題意識、連貫的理論線索與高度自覺的方法論追求，是對中國哲學前沿研究的系統性示范，也為希望理解哲學如何在當代中國生長發展的哲學工作者們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治學參考。韓震教授自述，他青年時期學習西方哲學，繼而嘗試用中國的語言表達這些思想，借助它們理解中國，到后來將西方哲學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來闡釋問題，最終從中國的實際問題中凝練理論並嘗試表達。既有的思想資源是進一步創新的基礎，然而是選擇囿於過往的解釋結構，只是“舊瓶裝新酒”，還是選擇汲取古今中外的思想精華，在實踐中把握現實的具體性，往往是青年研究者難以自主察覺到的問題。對此，韓震教授結合人生經驗、時代觀察與哲學思考作出了回答，這一回答可以理解為從“哲學的中國化”到“面向中國的哲學”。

從中國哲學的問題到“面向中國的哲學”

從“哲學的中國化”到“面向中國的哲學”，這一話題令人想到金岳霖先生提到的“中國的哲學”“哲學在中國”的問題，時至今日，有關中國的哲學研究仍然需要對此給出答案。這裡的哲學意指一種“普遍哲學”，而在中國土壤下的哲學就因其特殊性似乎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一種次級的、不純粹的哲學。韓震教授提出“中國的哲學化”的命題，是對這一問題的當代回應。如果哲學僅僅是一種普遍哲學，那麼這種普遍性哲學就會因無法吸納現實的特殊性而成為空中樓閣。中華文明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無數璀璨的思想成果，這些把握了時代的思想，無一不是真正的哲學。中國歷來是擁有哲學的，中華文明擁有對於時代的特殊性的把握，擁有建立普遍性的方式，只是這種哲學，尤其是當代中國的歷史實踐，需要被發掘、被揭示、被表達，這也正是“面向中國的哲學”的意義——“從中國的現實、中國的問題出發，將現實問題用哲學的方式加以思考凝練出來的理論成果”，亦即“把中國客觀現實的問題上升為哲學理論的邏輯表達”。

中國由此既是哲學研究的對象，也是哲學問題、概念和理論生成的土壤。研究者需要深入中國的歷史與實踐，辨認其中尚未得到充分說明的關系，使經驗獲得能夠論証、能夠交流的思想形式，將中國以哲學的形式表達出來。一個時代總是包含著紛雜的事件，包含著無數個體的生活經驗與精神感受，哲學恰恰是要從所有這些現實的材料中辨認時代的問題、凝聚時代精神，揭示分散的變化之間的聯系，進而把握人們正在經歷的時代，以及歷史又將走向何處。

但對於身處時代之中的人而言，把握時代並不容易。熟悉的生活可能因習焉不察而遮蔽問題，陌生的變化又可能因尚未定型而難以辨認。哲學的工作，恰恰在熟悉造成的局限與陌生帶來的阻礙之間展開。中國道路的選擇、社會制度的變革、知識生產方式的更新，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都要求研究者超出事件表面，追問其歷史條件、內在邏輯與價值方向。韓震教授在這本著作中對於中國特色哲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索，實際上便是面向中國的哲學的工作示范，作為身處新時代的哲學研究者，如何做到出自時代又把握時代，用孕育於歷史與當下的語言將現在與未來表達出來，這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追求。在這本著作中，面向中國的哲學成為了一種自覺的研究工作，從現實中提出問題，將經驗關系轉化為概念與理論，再以更充分的認識返回實踐，理解和闡明中國的、時代的特殊性，進而觸及到真正豐富、真正屬於時代的普遍性。

從社會歷史的特殊性展開哲學研究

沿著“中國的哲學化”這條線索，全書的十六章從四個方面向讀者展示了如何開展“面向中國的哲學”的工作。

首先是回應時代問題。中國為什麼需要新的哲學表達？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別從社會發展、精神變化和哲學理論創新切入，把時代呼喚哲學創造的要求放置到現實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既體現為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又體現為人們對自身處境、發展道路和未來可能性的重新認識。社會發展與理論變遷的相互塑造，也是哲學與時代之間雙向關系的鮮明寫照，中國發展的歷史階段與時代背景提出的問題，是面向中國的哲學表達首先遇到並最終要給出回應的對象。關於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討論，進一步到新時代與哲學的研究本身，韓震教授討論了當人的精神面貌與現實處境發生變化，理論如何形成與之相應的主體性、原創性和問題意識？社會生活的改變進入人的精神世界，給出新的問題，並進一步轉化為理論創新的要求。既有思想資源需要在回應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生命。面向中國的哲學首先是中國所面對的時代問題的哲學化。

其次是形成自主理論。憑借什麼資源，以怎樣的方式把握中國？這一層面的探討包括第一章關於哲學理論體系的總體論述，第五章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文化根基、第六章關於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第八章關於知識形態演進，以及第十六章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討論，深刻闡明了以“六個必須堅持”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指導意義。第一章中提出“前理解結構”，人總是借助已有的思想理解現實，思想史事實上構成了認識的條件。那麼如何利用前人對其時代的把握來形成對當下與未來的理解？書中強調，“哲學就是哲學史”，哲學史既保存了思想的成果，也展示了思想如何在不同條件下提出並回應新的問題。怎樣從前人留下的思想出發，形成對於自己時代的新認識？這本著作遵循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為理解這一過程提供了啟發。有關“兩個結合”的討論涉及思想如何扎根、如何發展﹔針對哲學話語的討論則進一步涉及概念、術語、漢語表達與學科建設等具體問題。在第八章中，韓震教授通過對知識的經驗形態、原理形態再到以信息技術為平台的交疊形態的分類，討論知識生產方式的歷史變化，對中國在知識形態上的歷史演進、實踐詮釋和未來發展作出了富有洞見與創造力的判斷。這一自主理論的形成，凸顯了立足於中國實踐的思想資源運用和哲學表達的思想深度與理論穿透力。

再次是辨析實踐矛盾。理論如何進入現代化的各種具體關系之中？第七章考察中國道路的時候，以獨立自主與改革開放為抓手，指出獨立自主為開放提供了堅實的主體條件，改革開放充實自主發展的能力，對二者的分析被放置到中國道路形成的歷史中具體地進行。除此之外，第十五章對大歷史觀的方法論層面的探討，以及第九章關於社會歷史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第十章對於自由與秩序、第十一章關於人與自然關系的分析，都是對高度關聯又充滿張力的現實關系的思考與追問。中國的經驗，中國的發展歷史與新時代的實踐圖景，經由這些歷史性的具體的對矛盾運動的分析，而非單純概念之間的運動，真正進入到哲學之中。

最后是闡明文明方向。面向中國的哲學如何實現由中國的特殊性進入到人類的普遍性，進而真正成為哲學？第十二章討論了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歷程，從生產、生活與社會活動的組織方式理解文明，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參照、現實基礎與未來方向聯系起來，指向擺脫了“人的依賴”和“物的依賴”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實踐，以現實文明的形態擁有著未來文明的姿態，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性他者”的形式存在，這一富有解釋力的概括對理解中國道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極具啟發性。互為他者的文明體具有制度和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又通過生產、貿易與交往形成現實聯系，中國發展的特殊性借由“內在性他者”這一概念進入到普遍性之中，新的文明的可能性在既有的世界體系中得到孕育，資本主義道路並非文明發展的唯一范式，中國發展、中國實踐的特殊性同樣需要被表達，被提煉為文明的借鑒與人類發展的哲學，成為吸納了具體的真正的普遍性。第十三章將國家、社會、公民等層面價值問題的討論延伸到國際交往，第十四章從文明發展的現實回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與馬克思主義崇高理想、黨的根本宗旨與奮斗實踐具體闡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如何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中產生，中國經驗如何成為具備充分的實踐指導意義的普遍性話語。

一場研究重心的“哥白尼式轉向”

以上四個層面構成了一個能夠往復展開的思想歷程。關切時代變化提出的問題，在既往思想資源的前理解結構下，通過對現實的矛盾的具體分析，讓實踐真正進入到理論之中，將充分吸納了特殊性的理論進一步上升為普遍性。在這樣的一場思想探索中，歷史變遷、思想脈絡、前沿科技和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的素材在書中頻繁相遇，關於哲學基本問題的討論與讀者以一種觀察、講述的方式不期而遇，讀者能夠看到問題如何被發現，材料如何被聯系，判斷又如何從中逐漸生成。盡管韓震教授以“探索”為自己的工作命名，但經由個體性的哲學探索所展現的從“哲學的中國化”到“面向中國的哲學”，深刻反映的是研究重心的“哥白尼式轉向”。

在認識論層面，中國實踐在思想生成中的地位得到更加自覺的確立，對哲學含義的理解從形而上的普遍哲學轉變為更加豐富而具體的包容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哲學。“哲學的中國化”關注既有的哲學理論如何進入中國，怎樣在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理解、運用和發展﹔而“面向中國的哲學”則把中國實踐置於提出問題、檢驗答案和形成理論的起點，在現實的矛盾關系中發現前理解結構的邊界，以新的分析、新的判斷拓展理論的穿透力、解釋力與指導意義。

在方法論層面，“面向中國的哲學”將理論創新的問題從中國實踐如何契合理論路徑轉變為中國實踐如何經過思想加工提煉出實踐經驗的哲學內核。前者是從普遍性走向特殊性，后者則是從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后者要求深入特殊經驗的歷史條件，剖析籠罩著研究者自身的時代，並抽絲剝繭般尋找到其中客觀的、歷史的聯系，以創新的、飽含社會歷史特殊性的理論，回應時代問題的呼喚。

由此再看韓震教授以“探索”為這本著作命名，便能體會其中更為深長的意味。從學習西方哲學，到借助既有理論理解中國，再到自覺地從中國實踐中凝練思想，這段治學歷程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變化，也逐漸展開為一位哲學工作者對自身使命的理解。韓震教授將這種“以思想把握時代”的自覺貫穿於全書，使“面向中國的哲學”成為可以循著具體問題繼續展開的研究工作。對於正在成長的青年學者，這份探索所留下的啟發，在於如何從思想的學習者逐漸成為思想的創造者，在親歷的現實中發現值得追問的問題，並使自己的認識進入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討論，以中國為方法，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周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