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創新重塑數據特區新優勢

【光明時評】

近期，國家數據局在上海、海南、福建、湖南、廣東、廣西等地開展首批數據領域的國際合作試點。其中，廣州、深圳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三地同時入選，這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特區建設，已經從規劃藍圖，推進到了切實的實施階段。

當前，我國已經正式遞交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但這兩大協定對於數據跨境流動所設定的標准十分嚴格。國家數據局已開始系統安排二十項試點事項，其中包含數據基礎設施、數據標准協議、國際合作載體、跨境服務生態、數字合作場景和溝通交流機制六個方面。這一系列行動的背后，實際上是把國家層面的規則銜接壓力，分解到那些擁有產業基礎與開放優勢的地方平台去承接、去解決。深圳承擔的使命頗具代表性。憑借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不但連通了基礎設施、互相認可了標准協議，還搭建起合作載體、培育出服務生態。合作網絡，從廣東-新加坡，一路拓展到中國-東盟，再輻射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經濟體。在這樣的背景下，數據特區所承擔的並非一般區域發展的普通任務，而是為國家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推動加入DEPA等協定積累實踐依據的重要任務。

數據特區的鮮明特征，在於它分區域、分類別、分場景的精細化治理。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韶關）“來數加工”跨境算力專區，已經探索出一條全新路徑，即“境外數據進入—境內可信加工—成果合規輸出—全過程監管留痕”。這一路徑的著力點，是嵌入其中的風險隔離機制，它把合規監管的重點落在怎麼使用數據，治理對象也從靜態數據本體，換成了動態使用行為。憑借此種制度設計，數據特區得以跳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治理困局。在實踐中，數據特區的風險管控依靠系統性的架構設計：物理分區、技術隔離、場景清單、主體備案等多層機制協同發力，把原本難以約束的開放風險，納入可管控的合規流程之中。

今年7月，在成都舉辦的2026年APEC人工智能高級別論壇上，中方宣布，要在深圳前海設立“促進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並且把它列作2026 APEC“中國年”的重大標志性成果之一。該平台由中央網信辦聯合深圳市政府共同打造，集合政策研究、規則對接以及產業服務等功能，力求成為前海實踐向亞太地區釋放規則的制度接口。試點路徑正按照“先深港、再中新（或中國-東盟）、后APEC”這樣遞進式邏輯展開，體現了中國參與全球數字治理的策略升級。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深圳-新加坡跨境數據驗証平台，以及中新數據合規指引等實踐，如今都已落地生根，構成了規則互認的“小循環”。依托APEC多邊舞台，把基於分布式數據傳輸協議（DDTP）模式的跨境數據驗証平台等“灣區方案”推向21個成員經濟體，從而形成規則輸出的“大循環”。全球數字治理議題的設定和方案供給，正成為中國穩步前行的方向。

46年前，經濟特區作為商品和要素流動的窗口，正是由“三來一補”模式所開啟﹔46年后，數據特區把制度型開放的縱深探究，推到了全新階段，靠的是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的系統對接。從“修路”到“立交規”，開放的對象變了，開放的思維方式也要跟著變。單向度的“放開”已經成為過去，代替的是規則互認、風險共擔、價值共享的復雜治理工程。

（作者：趙忠仁，系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