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治根基

【析理論道】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我國生態稟賦獨特，特有物種豐富，種質基因豐沛，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格局中佔據重要戰略地位。落實《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精准度、空間覆蓋廣度和動態響應時效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縱深推進，數字化與綠色化深度融合，為破解傳統保護瓶頸提供了重要契機。數字時代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並非對傳統管護模式的電子化補充，而是以數字技術推動保護理念、運行邏輯、參與體系的系統性重塑。但技術紅利不會自動轉化為治理成效，也可能衍生算法偏誤、數據安全、區域失衡等問題，必須在法治框架內為技術應用劃定合理邊界。

生態環境法典的正式施行，為數字時代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系統性制度安排和堅實法治支撐。生態環境法典要求，“在確保安全前提下促進信息技術、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的應用，提高生態環境保護的科學技術水平”﹔同時，關於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等監測網絡體系、優化重要區域的監測點位布局、提升自動監測預警能力的規定，既為數字化感知體系建設、智能監測預警應用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據，也為實踐探索劃定了制度邊界。此外，生態環境法典與數據安全法、科學技術進步法中關於數據安全管控、科技倫理約束、技術創新激勵的相關規范相互銜接，形成制度合力，共同構建起生物多樣性數字化保護的立體制度規范體系。

當前，衛星遙感、無人機航測、紅外智能相機、生物聲紋監測、環境脫氧核糖核酸（eDNA）等多元技術集成組網，多模態識別算法與生態大模型、數字孿生技術、區塊鏈全鏈路存証技術等新興數字工具正被逐步引入生物多樣性治理全鏈條，全面提升了治理決策的科學性與前瞻性，推動形成全域聯動、快速響應的現代生態監管體系。同時，數字技術大幅降低專業門檻，使社會公眾從旁觀者轉變為保護參與者與數據供給者，政府、科研機構、市場主體、社會公眾等多方參與的共治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由此可見，數字技術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注入了強勁動能，推動保護范式實現系統性躍遷。但隨著實踐深入，技術迭代快於制度更新、應用拓展快於規則供給的現象日漸突出，對治理體系的系統性、精准性、協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為此，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辯証思維，以生態環境法典為核心遵循，以路徑建構提升效能，以制度完善筑牢根基。

一是健全算法治理規則，壓實審慎履職法定職責。生態環境法典確立了預防為主的基本原則，要求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等主體依法建立健全監測數據質量管理制度，這是智能技術輔助治理必須堅守的法定前提。當前，在全域感知與智能研判實踐中，生物多樣性模型訓練數據區域分布不均、珍稀物種樣本不足、數據標注質控標准不一等問題，容易導致算法內生偏差以及對智能結果的過度信賴風險。從法定職責來看，智能研判結果不能替代行政機關實地核驗的監管義務，算法僅能作為輔助決策的技術參考，而不能免除生態保護主管部門現場核查、專業判斷的法定履職要求。對此，應深耕生態數字孿生建模技術，擴充珍稀物種與偏遠區域訓練樣本，踐行可信人工智能理念，提升算法的可解釋性與研判精准度，從源頭消解算法潛在偏差﹔建立智能監測與實地核驗雙向互補的常態化校驗機制，並納入生態監管法定工作程序和評價體系，防范技術依賴所致的決策失誤﹔最終形成“數字預判—實體處置—結果反饋—模型迭代”的閉環治理范式，實現虛擬數字空間與物理生態空間的同頻聯動。

二是筑牢數據安全防線，厘清數據管控權責邊界。生態環境法典明確國家對重要生態系統、生物物種、生物遺傳資源實施有效保護，劃定了生態信息共享利用與安全管控的法定邊界。在跨部門數據共享與數字化執法實踐中，珍稀瀕危物種分布點位、繁殖遷徙軌跡、執法巡護線路等高敏感信息匯聚於數字平台，存在數據泄露與違規濫用隱患。生物多樣性敏感數據承載特殊的生態安全法益，其採集、共享、使用等環節均應落實主體的安全保護義務，對違規泄露及濫用行為依法追究相應法律責任。為此，需要建立生物多樣性數據分級分類管理制度，對敏感點位數據實施脫敏加密處理，依托區塊鏈技術實現全鏈路溯源存証﹔加強數字化平台網絡安全防護，定期開展風險評估與應急演練，防范網絡攻擊及數據篡改等威脅生物安全的事件﹔構建覆蓋數據採集、傳輸、存儲、應用、銷毀全流程的風險管控機制，健全數據安全權責劃分與追責制度，明確開放共享的法定邊界權限，形成全鏈條多維度的生物數據安全法治防護網，實現數字賦能增效與依法風險防控的動態平衡。

三是彌合區域治理落差，保障公眾參與法定權利。生態環境法典將公眾參與確立為生態環境保護基本原則，依法保障社會公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明確堅持分區域、差異化、精准管控，實施地上地下、陸海統籌、區域聯動的生態環境監督管理制度。在全域感知網絡布設與公眾參與實踐方面，數字化建設區域發展不均衡、基層感知終端與參與渠道覆蓋不足、民間觀測數據與官方監測體系銜接不暢等問題，制約全域保護合力的提升，影響法定權利的均等實現。為此，應統一全國生物多樣性監測技術標准與數據採集規范，補齊偏遠欠發達區域感知終端部署短板，優化天空地水一體化生態監測網絡布局﹔統籌區域數字化要素資源，加大對中西部生態脆弱區的技術賦能、資金支持與人才培養力度，逐步彌合區域數字生態治理能力鴻溝，保障不同區域公眾平等參與治理的法定權利。完善公眾參與長效機制，建立公民觀測數據分級分類採信標准，明確其行政採信效力，推動民間優質生態監測數據納入官方數據庫，引導公眾從數據貢獻者向治理參與者轉變﹔暢通社會各界制度化參與渠道，凝聚多元主體共治合力，構建區域均衡聯動、全民廣泛參與的治理格局。

四是完善倫理規則體系，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生態環境法典堅持生態優先基本原則，明確提出積極闡釋中國特色生態環境法治理念、主張和成功實踐，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為生物多樣性數字治理的規則構建與涉外法治銜接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多模態設備布設與全球生態治理實踐中，數字技術應用場景持續拓展，對生態倫理規范、制度規則供給提出更高要求，全球生物多樣性數字治理期待借鑒我國的治理模式與實踐經驗。為此，應以生態環境法典為核心遵循，銜接數據安全、科技倫理等領域法律法規，構建“法典原則—配套細則—技術標准”三級規則體系。細化生物多樣性數字化監管配套實施辦法，依法劃定技術應用紅線和各方權責邊界。統一數字監測技術、數據質量、信息共享行業標准體系，明確其作為生態監管執法的法定技術依據。建立數字技術應用生態倫理審查機制，規范智能設備布設密度與應用場景。踐行風險導向的審慎敏捷治理思路，建立數字化治理成效動態評估機制。在此基礎上，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積極參與全球生物多樣性數字治理規則制定，深化跨境生態法治協作、技術交流與項目合作，彰顯我國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責任擔當。

（作者：王中慶，系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