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治理的互構共生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如何理解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是當代中國政治學面臨的核心問題。長期以來，發展政治學的主流范式由早期西方現代化經驗所塑造，然而，中國數十年的現代化實踐呈現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同時實現了經濟騰飛，在沒有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前提下完成了深刻的治理變革。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能否基於中國經驗，建構一種真正具有解釋力的新發展政治學？

發展政治學的早期版本：從“轉型政治”到“歷史終結”

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亞非拉殖民地紛紛獨立。經濟落后、政治不穩、社會結構傳統，是這些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征。它們首要面臨的，是如何實現經濟起飛、政治轉軌和社會轉型，如何在短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歷經數百年才實現的現代化？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展問題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各種研究發展的經濟理論、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相繼出現，形成了后來所謂的“經典現代化理論”，產生了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政治學等新興分支學科。

西方政治學者運用歷史研究、比較研究等途徑，來解釋和說明政治體系變化的方向和條件，提出“政治發展”概念，構建了轉型理論模型。在這種模型中，現代化被定義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具體被分解為“經濟現代化”（工業化）、“社會現代化”（世俗化）、“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等組成部分。

早期發展政治學將“政治發展”視為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並列的現代化維度，它設定的理論假設是，所有社會都將沿著相似的路徑前進，從傳統走向現代﹔現代政治的標志是西方民主制度、科層制和政治參與擴大，傳統政治則表現為權威主義、宗法制度、大眾消極參與和政治冷漠。這套模型為新興國家提供的“發展路線圖”，就是把“政治發展”視為現代化的首要步驟，而“政治發展”的標志就是“移植”西方多黨制、選舉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實現西式民主轉型。

由於世界格局的影響，新興國家選擇什麼道路，成為關鍵問題。當時，發展政治學的主流由西方早期現代化經驗所塑造，因此，“現代化”幾乎被等同於“西方化”：現代化被簡化為西式民主轉型的線性敘事，西式民主化又被認定為制度趨同，其“歷史終點”指向“自由的民主”。

20世紀70年代以后，學者們開始批判早期現代化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后殖民研究等思潮指出，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往往以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為代價﹔西方民主制度並非現代化的唯一終點﹔發展道路具有多樣性而非單一性。這些反思推動發展政治學向更加多元、比較的視角轉變。

發展政治學的早期版本誕生於特定的歷史情境，它把政治變遷納入現代化研究的視野，這是一個貢獻﹔但囿於當時的現實條件和認知水平，它以西方經驗為藍本，把發展簡化為轉型，把轉型等同於西式民主化，而又把西式民主化聚焦於選舉政治，這個邏輯鏈條也引發了后來的理論反思。理解這一演變過程，有助於我們更清醒地看待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治理挑戰。

超越“轉型范式”：找回發展政治學的中國問題

發展政治學先后經歷了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世界體系論、民主轉型理論等理論范式的更迭，不同理論范式體現了現代化發展階段性主題的變化。但無論如何，它的核心關切——“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政治現代化”——並無改變。由於受冷戰思維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這一學術脈絡逐漸形成了幾個帶有原理性的認識。

第一個認識，是把“發展”等同於“轉型”。似乎后發國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從傳統權威主義向西式自由民主制過渡，中間任何狀態都被看作暫時的、不穩定的過渡形態。第二個認識，是把“治理”理解為“民主的程序性要件”。多黨競爭、自由選舉被視為善治的充要條件，而國家能力、制度效能、公共服務等實質性維度則被邊緣化了。第三個認識，是在“國家—社會”之間設置了一種零和博弈關系：國家強則社會弱，社會強則國家弱，似乎兩者此消彼長、難以兼容。

這些認識在面對中國經驗時，解釋力出了問題。中國沒有經歷西方意義上的所謂“民主轉型”，卻實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減貧、速度最快的工業化、范圍最廣的社會保障覆蓋、效果最為顯著的環境治理﹔中國的政治過程堅持黨的領導，不靠政黨輪替，卻在壓力回應、利益協調、官員問責等方面展現出獨特的適應性﹔在民主政治問題上，中國超越以選舉為單一標准的民主形式，追求“管用的民主”，努力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中國追求國家與社會“雙強”。

面對這種“反常”，存在兩種態度：一是否認中國成就的理論意義，將其歸為“例外”甚至“異端”﹔二是認真對待中國經驗，將其作為理論創新的契機。我們主張后一種態度。這就需要基於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構建新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中國政治發展研究要從“轉型敘事”轉向“治理敘事”。

這裡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是“削足適履”，還是“量體裁衣”？是繼續拿“特設性假設”為舊范式辯護，還是解放思想，遵循“猜想與反駁”的科學邏輯來推動范式革新？我們主張進行一場研究范式的轉換，即從追問“中國何時轉型”的“轉型敘事”，轉向追問“中國何以有效治理”的“治理敘事”。這一轉向，不僅是研究視角的調整，更是擺脫對早期現代化理論的路徑依賴，重新定義“發展政治學”研究議程的關鍵一步。

“互構共生”：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機理

中國現代化經驗顯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處理好三大議題：一是國家構建，重新確立現代國家認同，實現從“家天下”到“公天下”的轉變﹔二是國家發展，完成經濟的工業化、市場化，實現經濟起飛﹔三是國家治理，實現各行為主體——政黨、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行為的規范化，依據現代法治原則，確保權力有限制、資本有節制、社會有規制、民主有法治。在這三大議題中，發展與治理構成了主題變奏，呈現出“互構共生”的關系，展現了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發展與治理的“互構共生”，包含兩個層面。第一，發展與治理之間是一種雙向塑造的關系。經濟社會的發展會不斷提出新的治理課題，推動治理體系的改革﹔反過來，有效的治理又為發展提供穩定的秩序和制度保障，確保發展不偏離國家利益和民生福祉。這就是“互構”的含義：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不斷催生新的治理需求，倒逼治理體系進行適應性調整﹔而有效的制度供給和政策執行，又為持續發展提供秩序、規則和方向。

第二，發展與治理互為前提，缺一不可。沒有發展，治理就成了無源之水﹔沒有治理，發展也必將陷入混亂。這就是“共生”的含義：兩個系統的存在與發展互為前提。沒有有效治理，發展就會因秩序失范、分配失衡而陷入停滯甚至崩潰——貧困本質上是發展中國家治理失敗的結果﹔許多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國家，問題不在經濟本身，而在治理失效。同樣，沒有持續發展，治理也會因資源匱乏、合法性耗散而難以為繼。因此可以得出一個判斷：“無發展的治理”和“無治理的發展”都偏離了國家現代化應有的軌道。中國的經驗恰恰在於：發展是硬道理、治理是軟實力——發展出了問題用治理來解決，治理出了狀況靠發展來化解，兩者形成了一種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環。中國改革的成功，既歸功於發展維度上經濟的市場化轉型與全球化融入，也歸功於治理維度上治理理念的創新與治理體系的深刻變革。

那麼，基於中國經驗的發展與治理“互構共生”的邏輯，能夠為新發展政治學提供怎樣的理論支撐？

第一，從國家建設看，發展是治理能力成長的源泉。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不是先驗給定的，而是在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實踐中一步步鍛造出來的。為了吸引外資，建立了高效的行政審批體系﹔為了防控金融風險，完善了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為了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強化了應急管理體系……治理能力的每一次提升，背后都有發展的現實驅動。反過來，這種在實踐中積累的治理能力，又為下一階段更高質量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從制度變遷看，治理為發展提供了適應性調整的彈性空間，而黨的全面領導是制度供給和治理效能轉化的根本保証。中國的制度變革並非一蹴而就的激進革命，也不是所謂的“休克療法”，而是一種漸進演化、“增量變革”的模式。中國通過“試點—推廣”的方式，先在小范圍內摸索經驗，成熟后再向全國鋪開。從農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到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再到自貿區的制度創新，都體現了一種治理驅動的適應性發展邏輯——通過靈活的制度安排，將基層的發展動力納入可控的試驗框架。這種治理方式為發展創造了寶貴的試錯空間，既激發了基層活力，又保証了整體改革的穩定可控，大大降低了制度變遷的社會成本。

第三，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看，治理與發展共同塑造了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在傳統現代化理論中，國家與社會常被視為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但中國的實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國家通過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公共服務、社會治理、黨建引領等方式深度嵌入社會，引導和推動發展﹔社會則通過參與、協商、監督、評價等渠道回應並影響治理。這種“嵌入性互構”模式，讓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相互支撐、彼此增能，共同推動善治的實現。

第四，從政治秩序看，發展與治理共同構成了合法性來源的“雙輪驅動”。早期發展政治學基於韋伯的理想類型，建立了關於現代化“合法性”的知識﹔現代政治學提供了多維分析框架，在“程序合法性”之外強調了“績效合法性”的作用。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需要從單純的經濟績效轉向更加綜合的治理效能。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可能伴隨不平等、環境破壞等問題，而高效能治理——制度供給能力、公共服務水平、社會公平正義、回應民眾訴求——更能提供穩固而持久的認同基礎。中國的經驗表明，“善治”贏得民心。政治體系之所以在深刻變革中保持穩定，關鍵在於其合法性來源的“雙輪驅動”：它同時通過發展績效和治理效能兩條路徑來回應民眾期待。簡單說，發展負責把“蛋糕做大”，為人民提供物質基礎和成長機會﹔治理負責“分好蛋糕”並為發展保駕護航，確保公平正義與社會穩定。兩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民眾政治認同的基石，成為中國政治秩序得以穩固的關鍵機制。

善治導向：中國發展政治學建設的路徑

國家是迄今為止最主要的社會共同體。國家好壞影響個人生活，關系全球命運﹔國家競爭產生許多問題，從歷史上的熱戰到今天的貿易沖突。如何實現“國家善治”？這是一個古老話題。

人類歷史上形成了許多政治思想和觀念，比如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過去，人們糾結於政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問題。今天，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弱化了傳統視角的獨特性，使“公共性”“共同性”“一致性”的趨勢日益凸顯。在這個背景下，如何超越傳統的群體對立，打破你多我少的零和博弈，克服“各掃自家門前雪”的思維，構建一種全球政治學？這就需要把握時代脈搏，識別共同挑戰。而發展與治理的關系問題，正是其中的核心議題。

政治學提供了多種知識構成的路徑：基於公民權利的公平正義已經得到闡發﹔基於公共利益的公共秩序也已經得到推廣﹔而基於權利（個體）和權力（集體）關系的平衡與協調，其理論闡釋和應用場景還需要進一步具象化。政治學討論善治的標准和條件，先后闡釋了“善治出於良政”“無需政府的治理”“國家與社會協同治理”等觀點。面對“無治理的發展”和“無發展的治理”兩種極端現實，倡導“發展與治理協同共進”的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開放的政策，應該是當今世界“國家善治”的共同追求。

發展與治理的互構共生，預示了中國發展政治學的建構路徑。從中國發展與治理復雜互動的實踐經驗出發，把握其內在邏輯，並以此為基石，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政治學理論體系。這既體現了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論解釋追求，也展現了未來學科發展的方向。具體來說，建構中國發展政治學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確立新的分析單元。早期發展政治學以“民主轉型”為因變量，以“制度模仿”為路徑。中國發展政治學應將“治理效能”作為核心分析單元，追問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有效回應治理需求、提供公共產品、促進社會公平。這不是回避政治問題，而是回到政治的本源——政治的根本使命在於“善治”，而非某一特定的制度形式。

第二，構建新型發展觀。傳統發展理論希望構建一種固定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而中國的發展經驗恰恰否定了這種模式的存在，証明了現代化階段性發展與制度和政策供給與時俱進的“適應性治理”的必要性。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成就，歸根到底源於持續而有效的制度供給。而制度供給的關鍵在於，政治體系能否根據發展階段的變化，持續生產出應對新挑戰的政策安排。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突破，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再到國家治理現代化命題的提出，每一個階段的制度與政策變遷，都源於當時最緊迫的發展難題。這種“發展出題—治理應答”的循環，正是發展與治理互構共生的內在邏輯。在此意義上，中國發展政治學的關鍵在於構建一種新型發展觀，以新發展理念為價值導向，摒棄固化模式思維，確立對保持制度彈性和政策適應能力的不斷追求。

第三，提出新的理論命題。建構中國發展政治學的關鍵一步，是確立“發展與治理互構共生”的核心概念，並據此形成一系列可檢驗的中層理論命題。具體可從三方面入手：提出“治理能力與發展階段的匹配假說”，確立兩者的動態平衡關系﹔研究“制度彈性的適應性發展效應”，關注制度的調適能力﹔構建“國家嵌入與社會協同”理論，明確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機制。

第四，創新綜合研究方法。發展政治學不能止步於宏大敘事，必須轉向機制性解釋。中國發展政治學建設要求超越空泛的敘事框架，切入政治運行的內在機理，揭示發展與治理互構的具體機制。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歷史制度主義路徑分析、比較案例研究的過程追蹤、制度變遷的演化博弈模型，都可以成為有力工具。定量方法對政策效應的評估也大有用處。

第五，回歸全球比較視野。中國發展政治學不是要形成自說自話的特殊論，而是要為比較政治學貢獻可對話的理論框架。回歸比較視野，“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觀照”，研究中國經驗的目的不在於提供可供照搬的“模式”，而在於揭示被“西方中心論”所忽視的關鍵變量，如國家能力、制度彈性的重要性，從而豐富人類對政治發展路徑多樣性的理解。

邁向發展政治學的“中國時刻”

中國經驗的系統總結，正在為發展政治學提供新的理論增長點。就此而言，發展政治學正在迎來“中國時刻”。這並非自大妄言，而是基於一個朴素的學術判斷：當一種長期被既有理論視為“例外”的經驗，展現出越來越難以忽視的韌性和活力時，理論創新的窗口就已經開啟。

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邏輯，是發展與治理的互構共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更加突顯了“發展導向”和“治理驅動”相互促進的特點。它既不是“先發展后治理”的簡單時序，也不是“先治理后發展”的制度先行，而是兩者在同一時空下彼此塑造、共同演化的動態過程。這一邏輯植根於中國超大國家的治理需求，脫胎於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艱辛探索，又在新時代的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

建構中國發展政治學，是要建設一種“發展的發展政治學”，為人類理解政治發展貢獻新的知識增量。發展永無止境，治理亦永無止境。在發展與治理的持續互構共生中，探尋政治演化形態的變遷，是值得繼續追尋和回答的理論命題。

（作者：燕繼榮，系高等學校政治學國家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