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深厚文化根基

翻開《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從《管子》中的治國之問，到田間地頭的生活諺語，中國典籍、詩詞、典故屢被引用。細節背后反映的是理論的文化底蘊。習近平經濟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成果，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文化根基問題繞不開。從文化根基入手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需要回答四個層層遞進的問題：經濟學的文化根基何以存在，傳統智慧怎樣融入現代經濟理論，文化根基如何支撐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自主知識體系從哪裡建起。

經濟學何以有文化根基

經濟學不是價值中立的技術科學。在西方語言中，“經濟”的本義是家計管理﹔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經濟”指經世濟民。一個管“家計”，一個濟“天下”，詞源之別，正是文化預設之別。《尚書·洪范》首列食貨，《史記》設立《平准書》《貨殖列傳》，《漢書》設立《食貨志》，歷代賡續。一部文獻史，就是中華文明對經濟問題的系統思考史。經濟學從來不只是技術的集合，其對什麼是好生活、什麼是正當財富以及國家與人民是什麼關系的回答，都蘊藏在文化的土壤裡。

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証關系的原理表明，文化作為觀念上層建筑，既受經濟基礎決定，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黨的百余年歷史表明，隻有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經濟理論才能在中國扎下根來。中國的經濟學，不僅要回答中國的發展問題，而且要講出中國文化的道理。

這就要破除把經濟學看作中性技術的誤讀。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個人本位取向，同樣來自特定的文化土壤。問題不在有沒有預設，而在預設是不是自己的。把經濟學當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沒有文化立場的中性技術，正是“跟著講”的認識根源﹔立起自己的文化預設，才是“自己講”的邏輯起點。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經濟理論的自信，同樣建立在這份自信之上。

傳統智慧怎樣融入現代理論

認識論的轉身完成了，那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積累的經濟思想資源怎樣融入現代經濟理論？這裡要先劃清一條界限：貫通不是比附。比附有時是拿一句古語去裝飾一個現代概念，兩張皮終究貼不成一張﹔貫通是把傳統智慧融入理論的血脈，使其在科學范式中獲得新生。是貫通還是比附，判斷的標准不在引用了多少古語，而在是否把傳統智慧融匯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整體邏輯，使之獲得當代的理論生命。循著這條機理，可以看到幾條清晰的線索。

貫通發展的價值歸宿。《尚書》講“民惟邦本”，《管子》講“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有若答魯哀公問時反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論語·顏淵》）。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深度契合，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養。“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吟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照進現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把富民理想化為制度安排。從“必先富民”到共同富裕，一線貫通的是發展的目的這個根本問題。

貫通經濟活動的倫理規范。從孔子“重義輕利”的思想，到王安石“以義理財”，再到葉適“以利和義”，義利兼顧、富民厚生的經濟倫理在千年論辯中日漸成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義利之辨提供了科學框架，習近平經濟思想把這一智慧升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規范，既發揮市場激勵財富創造的活力，又規范求利的方式。從企業家精神的文化涵養，到“以義取利，不唯利是圖”的中國特色金融文化，市場經濟在中國有了正確的義利觀。

政府與市場關系，是經濟學的世界性難題。對此，中國古人早有深長思考。《管子》的輕重論，講“散則輕，聚則重”，主張“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內含宏觀調控的雛形﹔司馬遷則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下“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內含讓經濟活動順其自然的治理之道。有為干預與因勢利導，兩種治理智慧對話了兩千多年。習近平經濟思想沒有在任何一端止步，而是把二者綜合起來提升至新的水平，提出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為解決這一世界性難題提供了中國智慧。

幾條線索，指向同一個結論：根基，是傳統智慧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化為現代理論的內在構造。

文化根基何以支撐創新

文化根基的支撐力，最終要落到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的生成上。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這些概念都不是從西方經濟學的貨架上取來的，而是從中國實踐與文化深處生長出來的。

以新質生產力為例，可以看得分外真切。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概念作了系統界定：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沒有離開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基本框架，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三要素被置於數智時代中，其優化組合的躍升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重要標志。框架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是新時代的。其鋒芒所向，是傳統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發展瓶頸。

“新質”二字，不是從域外術語中譯來的，而是從中華文明的土壤中長出來的。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的品格使中華民族以開放包容的姿態主動擁抱技術革命。“新”與“質”並立，求新但不騖虛，使創新落在質優上、落在實體上，充分體現了文化根基是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的生成條件。

回望來路，從向蘇聯教科書取經，到引進西方經濟學方法，再到新時代提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軌跡分外清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文化根基的挺立，使中國經濟學從“跟著講”轉向“自己講”。經濟理論的自主建構，本質上是文化主體性在經濟理論領域的確立。這是認識論層面的深刻解放。習近平經濟思想所凝練的概念，既深植五千多年文明沃土，又直面當代中國的重大課題，因而既立得住、又傳得開。

自主體系從哪裡建起

根基已經探明，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隨之清晰。首要的是提煉標識性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標識性概念帶出概念群，概念群生成分析范式，分析范式支撐學科體系，這是自主建構的基本路徑。

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的生成仍在繼續。“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其中“投資於人”四個字，從文化根基處讀，別有深意。中國傳統文化講“民惟邦本”，人是邦國的根本而非發展的工具。循此文脈，“投資於人”之“人”，不僅是生產函數中的要素，而且體現了發展的目的所在。其理論內涵仍在實踐中不斷豐富，深化闡釋亦需從文化層面考量。

經濟學的分量，最終取決於其能否回答所處時代的問題。“兩個結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各門學科實現“自己講”的共同方法論。堅持“兩個結合”推進理論創新，中國經濟學必將形成反映中國實踐、體現中國智慧、面向世界開放的自主知識體系，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系求是雜志社政治評論部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