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司法為人工智能系牢“安全帶”

【光明時評】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關於依法審理涉人工智能糾紛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我國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規則文件，回應了數字時代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治關切。

我國對人工智能治理的探索由來已久，早在2017年，國務院就印發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從國家戰略層面提出要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和政策體系。2022年施行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已嘗試規范“大數據殺熟”、算法歧視等問題。隨后相繼頒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則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務規范作出專門規定，重點要求人工智能提供者尊重知識產權、保護個人信息權益。此外，民法典人格權編、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相繼實施，也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基礎的法律依據。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爆發式發展，由此引發的法律糾紛也井噴式涌現，但因缺乏明確的裁判規則，受害人常陷入“維權難、追責難”困境。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見》，旨在填補司法裁判規則空白，回應技術變革帶來的法治需求。

《意見》的核心價值在於亮劍，為涉人工智能的爭議問題從法律層面進行界定。針對AI換臉造謠、以擬聲方式詐騙或利用已故人物肖像“復活”帶貨等亂象，《意見》明確規定：未經權利人同意而使用他人肖像、聲音生成能辨識的虛擬形象並予以使用、公開的，原則上構成人格權侵權。這些規定切中了實際難題，把過去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技術濫用納入法律規制的范疇。同時，《意見》細化了人格權侵害禁令在涉及AI場景中的適用規則：鑒於網絡侵權傳播速度快、后果不能回撤的特點，《意見》允許權利人在訴前請求法院命令平台進行刪除、屏蔽之類的處置，通過事前控制達到對人格權的及時有效保護。在侵權責任認定上，《意見》制止借“技術中立”推諉責任，以過錯責任原則為歸責基礎，以技術控制能力與過錯程度作為責任劃分的考量基礎。對於因AI而出現的內容侵權問題，“內容由AI生成”不能用來做免責抗辯﹔AI的開發者、運營者及實際使用人要依據各自技術控制能力和過錯程度分別承擔相應責任。

《意見》清晰地劃出行為紅線，又不把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限制於狹小空間。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基本動力，司法不應成為“絆腳石”，而應作為“安全帶”。《意見》就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作了多角度、較完整的包容性制度安排。例如，開源軟件在滿足特定條件時可減輕或合理劃分責任，由此促進技術合作和知識共享﹔對自動駕駛中因輔助駕駛出現糾紛，提出“人機共擔”式責任分擔方案，即按駕駛人及產品的過錯比例分擔責任，既能讓受害人得到合理補償，又不讓制度負擔壓垮產業成長。另外，《意見》已經將有關人工智能的虛假宣傳納入規范之中，對“自動駕駛”一類術語作必要約束，把技術發展的現實邊界向公眾交代清楚，從而有助於人工智能經濟有序展開。

《意見》的發布，標志著我國人工智能治理正式進入統一司法裁判規制階段。其影響是多方面的：對公眾而言，人格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有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救濟途徑﹔對企業而言，責任邊界清晰化有利於降低法律風險，合理投入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對司法機關而言，《意見》為涉人工智能案件提供了遠超個案指引的裁判尺度，有利於大幅提升司法效率。

當然，《意見》仍有改進空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可被版權保護﹔二是利用他人著作訓練人工智能模型是否構成侵權。對此《意見》均未給出絕對化的統一結論。另外，人工智能侵權時以何種標准認定過錯、開源模型或閉源模型的責任豁免邊界是什麼等，現有規則可操作性仍有待提高。

從長遠來看，人工智能司法治理將呈現三大趨勢：一是規則細化，需要針對生成式AI、自動駕駛等不同領域出台專門的指引規則﹔二是技術賦能，可借助區塊鏈存証、算法審計等技術輔助司法取証﹔三是國際協同，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跨境流動不斷加速，我國也將積極參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規則的制定。

（作者：方建中，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文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