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面向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制度創新

【學思踐悟】

當前，人工智能加速邁向通用化、量子計算的商業化應用步入關鍵期、生物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新能源技術向規模化邁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深刻重塑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其顯著特征是創新，不僅體現在技術突破和業態重構層面，也深度依賴與之相適應的管理制度、市場規則和治理體系。唯有科學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加快制度創新步伐，才能有效破除束縛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持續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經濟體制作為生產關系的核心載體，直接制約著生產力的釋放程度。新質生產力以知識、技術、數據等新型要素為關鍵投入，對要素流動的自由度、配置的精准度和定價的市場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圍繞新質生產力的要素需求精准施策。一是破除要素流動壁壘，完善科技、人才、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制度。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完善“揭榜挂帥”“賽馬”制等方式，提升創新鏈整體效能。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突出科技成果轉化實效和產業帶動能力。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進一步明晰數據流通服務機構功能定位。二是改革傳統產業監管模式，對新興產業、平台經濟實行包容審慎監管，在嚴守安全底線前提下，為新業態發展預留試錯空間。推廣“沙盒監管”“信用監管”等新型監管方式，同時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防范平台壟斷、數據壟斷、算法壟斷，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三是完善科技創新體制，健全產學研深度融合長效機制。優化國家實驗室、重點實驗室等創新平台布局，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完善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機制，建立以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的評價體系。

創新勞動與社會保障體系，回應勞動結構新變化。制度變遷通常滯后於技術變革，當新技術革命引發生產方式、就業形態以及勞動組織形式發生深刻變革時，既有制度安排難免出現適應性難題，由此催生制度創新的內生需求。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是調節勞動關系、維護勞動者權益、促進社會公平的基礎性制度，必須主動回應新質生產力帶來的沖擊和機遇。一是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將平台用工、眾包用工、遠程用工等新型用工形態納入法律調整范圍，建立適應數字勞動特征的新型勞動關系分類認定標准，完善新型用工形態下的工時管理、休息休假、勞動保護等制度。二是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現代職業教育與終身技能培訓制度。深化職業教育改革，推動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根據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調整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加強數字技能、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培養適應新技術新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建立終身學習制度，完善學分銀行、學習成果認証、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等制度，為勞動者提供持續學習和技能更新的制度保障。三是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實現新業態勞動者職業傷害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基本險種的有效覆蓋。建立適應新業態特點的工傷保險制度，推進平台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完善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制度，適應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形態流動需要，切實保障勞動者社保權益的連續性。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建設現代化治理體系。新質生產力不僅催生新的經濟形態，也帶來治理對象、治理場景和治理復雜度的深刻變化。有效的治理，需要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而數字技術、智能算法的廣泛滲透，既為精細化治理提供了技術手段，也對傳統治理框架提出了全新挑戰。對此，必須推進治理體制的系統性創新。一是完善數字治理、平台監管、科技倫理領域法治建設。在數據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確立網絡數據安全的基本制度框架，完善平台經濟監管法律制度，細化平台企業在算法推薦、數據採集、用戶權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責任，建立算法備案、算法審計、算法透明度等制度。加強科技倫理法治建設，制定人工智能、基因編輯、腦機接口等前沿技術的倫理准則和法律規范。二是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制度，以適配扁平化、網絡化的生產組織方式。明確政府、平台企業、社會組織、用戶等在數字治理中的權責邊界，建立政府監管、平台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相結合的協同治理格局。強化平台企業的治理主體責任，明確其在內容審核、數據安全、公平競爭等方面的法律責任。健全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支持行業協會、消費者組織、專業服務機構等參與平台治理和科技倫理監督。三是健全科技風險防控和新型社會矛盾化解制度機制。建立科技風險的預判、評估和防控機制，加強對人工智能安全風險、生物技術倫理風險、網絡安全風險等的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完善新型社會矛盾的化解機制，建立算法爭議、數據糾紛、平台勞動爭議等新型糾紛的調解、仲裁、訴訟機制。加強科技倫理教育和公眾科學素養培育，提高全社會對科技風險的認知和防范能力。

構建制度協同與動態調適長效機制。制度具有路徑依賴特征，但也存在“關鍵節點”上的變革窗口。能否抓住新質生產力發展帶來的變革契機，有賴於建立一套能夠自我感知、協同調整、持續優化的制度運行機制。一是建立生產力—社會結構—制度聯動監測評估機制。圍繞新質生產力核心指標，構建涵蓋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結構狀況、制度適配程度的綜合監測指標體系，定期開展系統性評估，及時發現制度供給與生產力需求之間的缺口與錯配。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提高監測評估的精准性和時效性，並將評估結果直接反饋至改革決策環節。二是健全改革統籌協調機制，防范制度碎片化問題。加強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建立跨部門、跨領域的改革協調聯動機制，確保各項改革措施目標一致、時序協調。完善重大改革事項的決策機制，加強改革方案的系統性論証和風險評估，確保各項改革措施相互銜接、相互促進。建立改革督察和問責機制，確保改革任務落到實處、取得實效。三是完善制度試點、經驗總結、全域推廣的動態優化機制。堅持試點先行、逐步推廣的改革方法論，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和領域先行先試，圍繞數據要素流通、人工智能治理、新業態勞動保障等重點方向積累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支持地方因地制宜開展差異化制度創新，建立制度實施的動態反饋與快速迭代機制，根據技術迭代速度和產業發展節奏，適時調整優化制度供給，確保制度創新始終與新質生產力發展同頻共振。

（作者：馬峰，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中外比較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