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黨建思想的科學體系及其內在邏輯

一、長期執政黨建設的邏輯起點

習近平黨建思想圍繞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時代課題，系統提出了“十四個堅持”。“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新的定位，“十四個堅持”是基於這一定位作出的體系化理論建構和制度安排。國內學界現有研究對“十四個堅持”的內容要義、理論淵源、實踐基礎與重大意義進行了較充分闡釋，但從學理角度揭示其體系結構與內在邏輯的研究仍顯不足。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是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指導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世界最大政黨，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長期執政，歷史久、人數多、規模大，既有辦大事、建偉業的巨大優勢，也面臨治黨治國的特殊難題。”

理解“十四個堅持”，首先要回到它的邏輯起點：中國共產黨是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論斷不只是政治描述，更是對中國共產黨存在方式的屬性規定。解析這一論斷，可得一個本質屬性和三個關鍵特征共四個要素：馬克思主義性質，是黨的本質屬性，回答“黨是什麼、為了誰”的問題﹔唯一執政地位，回答“黨處在什麼位置”的問題，中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執政地位的唯一性，是理解黨的建設的政治前提﹔70多年的連續執政和繼續長期執政，是黨執政的時間跨度﹔一億多名黨員、5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體量，是黨的規模特征。這一個本質屬性和三個關鍵特征，構成長期執政黨建設的全部前提。

長期執政黨的四個要素，既是黨的建設的目標要件，又是黨的建設的內生條件和現實基礎。“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由這四個要素定義：中國共產黨的全部建設都是為了其性質不衰減、地位不動搖、長期執政可持續、組織體系不渙散。黨的建設的目標內部又分層級：性質和使命是實質目標，規定立黨的意義﹔鞏固執政地位、保持長期執政、組織規模的保持和發展是存續目標，規定黨能否繼續存在和發展。“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是圍繞這四個要素展開的。中國共產黨只能在既定的性質、地位、時間、規模上建設，而其中三個關鍵特征分別帶來特定的優勢，也各自帶來獨有的難題。黨的建設必須從這些現實條件出發，研究怎樣發揮優勢、怎樣破解難題。

第一，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首先，維護黨的性質是黨的建設的核心目標。黨的建設歸根到底是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黨的性質作為本質規定具有相對穩定性，可變的並非性質本身，而是性質的實現程度。黨的性質不會自動保持，必須通過持續的建設加以維護，不斷提升其實現程度。其次，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及其使命意識構成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優勢。中國共產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決定了它能夠始終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最后，對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的理解若出現偏差，會帶來教條化、理想化等現實危險。例如，若將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視為“天然稟賦”，忽視權力、時間、體量對黨的性質的侵蝕，會導致管黨治黨寬鬆軟。

第二，唯一執政地位。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其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黨的建設必須堅守的目標，黨的建設成效如何，要由執政地位是否得以鞏固來檢驗。唯一執政地位的優勢在於，黨能更高效地調動公共資源、提供公共服務、解決社會問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不實行輪流執政，意味著國家可以免於過度政治競爭帶來的社會撕裂和政策震蕩，有助於保持政治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執政地位需要防范的風險在於，執政黨要經受權力的考驗，應對權力尋租等風險挑戰，而唯一執政地位則容易加劇權力帶來的風險，有效外部約束不足使黨自身問題的解決只能訴諸自身力量而使難度倍增。

第三，長期執政。長期執政是每一個政黨都要爭取實現的目標。中國共產黨70多年來在全國范圍內的連續執政是既成事實，但過去的長期執政並不必然意味著未來的長期執政，保持長期執政地位本身就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目標。長期連續執政，能夠使黨和國家事業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意味著執政黨能夠實施跨周期、長時段的國家發展戰略，更好地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這也是“兩大奇跡”得以實現的重要密碼。長期執政還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深厚的政治信任，形成了成熟的制度規范，積累了應對各類風險挑戰的歷史經驗。執政的考驗來自權力本身，這是任何執政黨都要面對的。輪流執政的政黨不必回答“長期掌權且不變質”的問題，也就不會生成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長期執政的考驗來自時間，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獨有的問題域。如果不從嚴管黨治黨，那麼這一考驗會隨著時間的延續而累積、變異、疊加。例如，初心的鈍化、精神的懈怠、組織的固化、既得利益的生成，都是時間帶來的危險與考驗。

第四，超大組織規模。保持組織的統一和強健、防止組織渙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目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擁有社會動員力強、組織覆蓋密集、資源整合能力強、政治認同廣泛等顯著的組織優勢。正是基於這些優勢，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把一億多名黨員、5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以及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另一方面，超大的規模也會放大潛在的問題：層級越多，黨的意志傳導越容易衰減﹔組織越大，離心力越強、協調成本越高，黨員質量越難整齊劃一，紀律約束的邊際效用越會遞減。也就是說，管黨治黨的組織優勢與組織難題同體而生。

以上四個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交互疊加的。組織規模與執政時間的疊加，會增加協調成本、強化路徑依賴：組織越大，時間帶來的固化越難以打破﹔執政越久，規模的惰性越向縱深沉積。執政地位的唯一性，意味著黨必須以更高密度的內部制度安排發揮外部約束不足條件下的自我監督功能。黨的性質的保持狀況影響著全部制度安排的運行效能。政黨的性質保持得好，制度才能運轉有效﹔性質一旦發生蛻變，制度就可能空轉。這四個方面的優勢與難題相互交織，構成“十四個堅持”必須回應的現實問題。黨的建設優勢與現實難題出自同一根源，決定長期執政黨建設不能一勞永逸，必須持續用力、久久為功。

一段時間內，管黨治黨一度寬鬆軟，這種狀況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才顯化的。腐敗從苗頭到蔓延、初心鈍化從個別懈怠到形成風氣、組織的固化與既得利益的生成，都需要一個過程。新時代之所以成為管黨治黨的轉折點，是因為長期執政條件下，各種風險因素經過長期累積、相互交織，已經演化為非解決不可的現實問題。習近平黨建思想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為解決黨的建設問題而進行的一系列主動謀劃和應對的理論結晶。“十四個堅持”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從黨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以中央八項規定破題，到黨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設擺到黨的建設的首位，再到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管黨治黨的實踐每深化一步，理論概括就前進一步。“十四個堅持”的正式提出，標志著長期執政黨建設理論從實踐探索走向了體系自覺。

由此觀之，“十四個堅持”是中國共產黨立足長期執政的現實條件、圍繞黨的建設目標而作出的體系化回答。“十四個堅持”按“戰略—操作—保障”三個層次展開：第一至五個“堅持”是總體戰略，確立領導主體、戰略方針和價值坐標﹔第六至十二個“堅持”是具體領域的操作指南，黨的各項建設在政治建設統領下逐項展開﹔第十三、十四個“堅持”是運轉保障，制度化了有效做法、明確了政治責任。每一個“堅持”都針對特定的難題、落實特定的目標，“十四個堅持”相互銜接、彼此支撐，形成了完整的理論和實踐閉環。

二、長期執政黨建設的總體戰略

“十四個堅持”的第一至五個“堅持”，構成長期執政黨建設的總體戰略安排，屬於頂層設計部分。這五個“堅持”又可以分為兩組：前兩個“堅持”確立長期執政黨的領導主體及其權威結構，后三個“堅持”針對長期執政考驗確立戰略方針和價值坐標。

（一）領導主體和權威結構

1．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這一“堅持”明確了黨的領導地位，是“十四個堅持”的體系基點。

堅持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長期執政黨本質屬性的政治表達。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蘊含顯著的政治優勢，而政治優勢需要具體的制度安排來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在於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原則必須由政治主體承載，這個主體只能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信仰的先鋒隊政黨。中國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工人階級的領導通過自己的先鋒隊即中國共產黨來實現，黨的領導由此構成國體的核心結構。抽掉黨的領導，國體的性質規定就失去承載者，社會主義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總綱，正是這一理論邏輯的制度化表達。

黨的領導地位源於近代中國的歷史選擇。近代以來，中國嘗試過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方案，但均以失敗告終。唯有中國共產黨把一盤散沙的中國組織了起來，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鄧小平曾告誡：“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隻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鄧小平的論斷揭示了超大規模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組織難題。近代中國的困境，說到底是缺少一個能夠把億萬人民組織起來的政治核心。億萬分散的個人與眾多群體有各自的利益和盤算，單憑自發行為凝聚不成共同意志，這是任何超大規模國家都會遇到的組織難題。中國共產黨以科學的理論、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把分散的社會力量整合為統一的行動，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有了黨的領導，國家才有主心骨，人民才有凝聚力。比較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伴隨著血腥的殖民掠奪、激烈的階級對抗、長期的貧富分化﹔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走出了一條和平發展、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新路。歷史還提供了反証：1990年，蘇聯修改憲法取消了蘇聯共產黨的法定領導地位，短短一年多以后，國家解體。一個執政70余年的大黨，在放棄領導權之時，就是失去一切之日。

2．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強調，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這一“堅持”，解決了黨的領導制度中的中樞與權威問題。

這一“堅持”的深層根據在超大組織規模與唯一執政地位的現實之中。黨的領導要落到實處，必須有一個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中樞。對於一個擁有一億多名黨員、5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超大規模政黨來說，分散主義、地方主義是天然傾向，組織越大、層級越多，離心力越強，規模本身就可能從優勢變成負擔，這就更需要中樞與權威來凝聚。同時，在唯一執政地位條件下，國家權力體系的頂端是單一政治主體，黨中央的集中統一由此成為整個國家權力體系維持穩定的結構要件。習近平指出：“如果黨中央沒有權威，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可以隨意不執行，大家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想不干什麼就不干什麼，黨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就會成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黨的領導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証。恩格斯在《論權威》中以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為例論証為什麼需要權威：“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列寧進一步闡明：“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他強調：“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維護黨中央權威就是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嚴肅性。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黨的組織體系中有具體的制度表達——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解決的是分散意志如何形成統一意志、統一意志如何得到有效執行的問題。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四個服從”的邏輯終點是“全黨服從中央”，中樞與權威由此在制度上得到確立。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由此轉危為安﹔相反，蘇聯共產黨在執政后期由於中央政治權威瓦解，各級黨組織自行其是，最終導致了黨的組織全線崩潰和國家的解體。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都証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新時代集中體現為“兩個維護”。“兩個維護”不是抽象口號，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新時代的具體化：“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維護核心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必然要求﹔黨中央權威是全黨統一意志的制度化表達。“兩個維護”，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也是“十四個堅持”落地見效的政治保証。

（二）戰略方針和價值坐標

1．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習近平深刻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戰略方針。

“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一個政黨能否長期執政，取決於人心向背。而執政基礎的堅實與否，不僅要取決於執政業績，還取決於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全面從嚴治黨，正是保持政黨先進性、純潔性，進而厚植執政基礎的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針對的是唯一執政地位條件下執政黨所面臨的風險挑戰。與多黨競爭體制下的外部制衡邏輯不同，單一執政體制的權力約束功能主要由黨內監督體系承擔，自我糾錯是該體系的主要調節方式。

因此，可以將全面從嚴治黨視為執政黨在外部壓力不足的條件下的一種自我加壓。相反，執政黨一旦對自身問題諱疾忌醫、放任自流，腐蝕就會沿權力體系蔓延，導致系統性腐敗，最終喪失執政基礎。自我加壓不等於自我封閉。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把黨內監督同司法監督、人民群眾監督等黨外監督結合起來，把外部壓力轉化為內在自覺。

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是長期執政黨必須回答的問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答案：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習近平總結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實踐，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黨的自我革命。兩個答案相互貫通——人民監督是外部力量，自我革命是內部力量，外在壓力終究要通過內在主動發揮作用。歷史証明，運動式整黨代價大、難持續，風頭一過問題依舊﹔靠外部競爭約束，不適用於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制度。隻有自我加壓、自我淨化，才能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始終保持黨的肌體健康。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是我們黨敢於自我革命的勇氣之源、底氣所在。”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就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獨有難題進行深入闡述，“十四個堅持”正是對這些問題的系統性回答。

2．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價值取向，回答了“黨是什麼、要干什麼”這一根本性問題。在長期執政黨建設目標層級中，這一個“堅持”居於實質目標的核心位置，它是黨的性質和使命的明確表達，是黨的建設的價值坐標。

在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看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無產階級政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特殊利益。《共產黨宣言》寫道：“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中國化表達。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其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最深厚的根基。

在長期執政條件下，政黨脫離群眾的危險與日俱增。掌權日久，政黨同群眾的距離容易被拉開：層級多了，實情難以及時上達﹔條件好了，容易漠視群眾疾苦﹔資源在手，容易忘記權力來自哪裡。同時，初心使命還有個代際傳承問題。老黨員經歷過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驗，對群眾疾苦有切身體會﹔新黨員成長於和平年代，這種切身體會天然較弱。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這一制度的實質，是把黨的性質及其內含的價值立場的保持，轉化為常態化的制度安排。相反，蘇聯共產黨自稱代表蘇聯人民，卻在長期執政過程中日益脫離群眾，被宣布解散時，群眾普遍表現平靜，這說明不是外部敵人打敗了它，而是蘇聯人民不再擁護它。習近平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初心的成色，最終由人民評判。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是道德倡議，而是對執政規律的自覺。初心使命是黨的價值原點，忘記初心使命，黨就會變質、變色、變味。

3．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

習近平指出：“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根本要求。

政黨是政治組織，政治屬性是政黨第一位的屬性。政治屬性體現為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方向一旦迷失，立場一旦丟失，原則一旦喪失，其他方面建設得再好，最終效果也會南轅北轍。黨內存在的種種突出問題看似是組織、作風、紀律問題，實質上都是政治問題，即部分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原則上出了偏差。要保持政黨的性質，首先要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原則，並且將之貫穿選人用人、決策執行、監督問責的全過程。政治建設的統領地位要在黨的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得到落實：思想建設要鑄牢政治忠誠，組織建設要突出政治標准，作風建設要厚植政治基礎，紀律建設要嚴明政治紀律，反腐敗斗爭要清除政治隱患。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強調的是“政治”上的三種能力，即要求看得准、悟得透、落得實。

蘇聯共產黨的潰敗正是從政治方向失守開始的。蘇聯后期，意識形態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泛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了科學社會主義，政治多元化瓦解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事業。這一教訓警示我們，政治上一旦出現重大問題，黨的事業就會從根本上動搖。

三、長期執政黨建設具體領域的操作指南

“十四個堅持”的第六至十二個“堅持”，是總體戰略在七個領域的具體展開。每一個“堅持”都分別回答了一個領域的三重問題：這一領域要建成什麼樣，這一領域的優勢如何發揮、難題如何解決。

（一）思想建設領域

1．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

習近平指出：“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礎，政治上的堅定源於理論上的清醒。”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根本任務，黨的創新理論在新時代的集中體現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這一個“堅持”解決的是黨的性質在思想層面的保持問題和超大規模政黨的思想整合問題。政黨要實現團結統一，有思想、組織、利益三條紐帶。利益紐帶最脆弱，利盡則散﹔組織紐帶是硬約束，約束得住行為，約束不住人心。唯有建立在科學理論認同之上的信仰紐帶，才能夠形成穩定而持久的整合。對於一個超大規模政黨來說，理論武裝不夠，就會出現“上下不同心、左右不同調”的局面，一億多名黨員，隻有靠共同的理論認同才能聚成一個整體。

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武裝正是“掌握群眾”的過程。列寧則斷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隻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黨的創新理論不是書齋裡的學問，而是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思想武器。

同時，黨的創新理論必須在實踐中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真理體系，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兩個結合”的光輝典范。“兩個結合”的深層意義，在於解決理論的生命力和認同度問題：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使理論回應中國問題、指導中國實踐﹔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理論扎根民族文化心理、獲得深沉持久的認同。馬克思主義是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脈，堅守魂脈和根脈，理論創新才能既不迷失方向又不脫離沃土。

2．堅持錘煉堅強黨性

習近平強調：“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堅持錘煉堅強黨性是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

黨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在黨員身上的體現。要保持政黨性質不變，必須落實到個體層面，每一名黨員都應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的有效載體。習近平指出，共產黨人“作決策、辦事情，都必須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而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黨性教育是共產黨員的“心學”，黨性修養是黨的性質和宗旨在黨員個體上的價值內化，能夠大幅度降低組織內部溝通和意志統一成本。

黨性不會自發產生。列寧指出：“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科學社會主義意識必須從外面灌輸。自發與自覺之分，決定了黨性教育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中始終高度重視黨性教育，形成了一以貫之又與時俱進的實踐傳統。進入新時代，黨性教育形成了集中教育與日常教育相結合的格局。一方面，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等，以階段性、專題化方式集中深化黨性錘煉﹔另一方面，黨校（行政學院）體系、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支部“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制度安排，構成了覆蓋全黨、上下貫通的日常教育網絡，使黨性教育以制度化、常態化方式嵌入管黨治黨全過程。

黨性需要終身錘煉。黨性不會隨著黨齡增長、職務提升而自然增強，入黨只是黨員政治生命的開始。客觀世界不斷發展，新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黨性必須跟上實踐發展﹔主觀世界也會變化，昨天的堅定不代表今天的堅定。從查處的腐敗案件看，蛻化的黨員干部無不是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總開關”的鬆動先於行為的越軌。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堅持錘煉堅強黨性，就是要以制度化的反思機制將抽象黨性要求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實踐程序，以剛性制度約束確保黨性要求落地，維護全黨意志統一、行動一致，凝聚起攻堅克難的強大合力。

（二）組織建設領域

1．堅持健全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

習近平指出：“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堅持健全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要求不斷強化黨的組織體系和組織制度，堅持大抓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鮮明導向，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

建立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核心建黨原則。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強調：“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強調要把黨建設成有嚴密組織體系的戰斗整體。自“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把組織末梢深入社會肌體最基層、實現全面覆蓋，這是其百余年組織建設的歷史結晶，也是其區別於一切舊式政黨的顯著標志。

堅持健全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是針對“超大組織規模”雙重效應作出的組織制度設計，目的在於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同時有效破解與組織規模相伴生的內部治理難題。體系健全，規模就是力量﹔體系失靈，規模就是負擔，系統嚴密的組織體系正是規模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轉換器”。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央、地方、基層三級組織體系，把一億多名黨員編入5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每個層級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形成嚴密的組織網絡，使黨的意志穿透層級、直達社會細胞，將超大規模體量轉化為強大的社會動員與資源整合能力。“上下貫通、執行有力”是政黨結構要求和組織功能的精確表達：“上下貫通”解決意志的縱向傳導問題，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穿透層級、直達末梢，不走樣、不衰減﹔“執行有力”解決行動的協調一致問題，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的發生，提高黨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

超大組織規模優勢的體現，取決於組織體系是否健全。政治功能與組織功能是檢驗組織體系實效的主要指標：政治功能定向，保証各級組織首先是政治組織，發揮政治作用﹔組織功能聚力，把黨員群眾組織動員起來落實黨的任務。有效的組織體系不在組織數量多，而在功能發揮實。蘇聯共產黨提供了反面例証：它解散時擁有近2000萬黨員，但其組織體系早已失靈，以致在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黨組織時沒有作出任何有組織的反應，落得“竟無一人是男兒”的結局。

2．堅持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

習近平指出：“黨的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的關鍵性問題。他強調：“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

“堪當民族復興重任”標明了干部隊伍建設的使命坐標。民族復興不是外加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的必然要求。為民族謀復興，本來就是初心使命的組成部分。當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進入關鍵時期，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干部的政治素質和專業能力必須與使命任務相匹配。

組織體系健全之后，為什麼還要單講干部素質問題？對此，毛澤東早就給出了經典回答：“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組織體系是靜態結構，干部是結構中的活性要素。超大規模組織不能僅依靠領袖個人或少數精英直接管理，還必須依賴龐大的干部隊伍。干部隊伍建設不是一般的人事管理，而是超大規模組織的精英循環機制。這一機制包括選、育、管、用四個環節，四個環節配套運轉：選拔把好入口，培育對沖折舊，管理防止衰減，使用形成激勵，通過持續的新陳代謝保持干部隊伍的質量與活力。

忠誠、干淨、擔當是好干部的標准：忠誠關系政治品格問題，干淨關涉廉潔操守問題，擔當則與履職狀態有關，三者統一於堪當重任的實踐要求。選人用人是風向標，用什麼樣的人，就是肯定什麼樣的行為，用人導向一旦失范，整個組織的行為預期都會隨之偏移。蘇聯共產黨在長期執政中形成了特權階層，干部脫離群眾、腐化變質，最終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三）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1．堅持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

習近平強調：“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有效途徑。這一“堅持”要求以釘釘子精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持續糾治“四風”，堅持風腐同查同治。

黨員干部的作風是人民群眾觀察黨的窗口。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特別強調作風建設，形成並弘揚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優良作風，這是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作風是政治生態的表層征候，政治生態出了問題，首先表現為作風不正﹔作風問題如果久治不絕，會反過來污染政治生態。同時，作風問題與腐敗問題相互交織，作風上的小事小節往往是腐敗滋生的溫床。蘇聯共產黨高級干部的特供商店、特供住宅，看似是作風問題，實質上是特權腐敗的開端。

作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四風”問題樹倒根存，稍一放鬆就會反彈回潮，這決定了作風建設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必須常態化長效化。常態化，是把要求融入日常、抓在經常，防止“一陣風”﹔長效化，是把有效做法固化為制度機制，防止問題回潮反彈。風腐同查同治，著眼的是作風與腐敗的交織問題，查處腐敗必須深挖作風根源，糾治作風才能斬斷由風及腐的鏈條。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制定和執行中央八項規定開局破題，堅持以上率下、以下看上，剎住了一些長期沒有剎住的歪風，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黨風政風因此煥然一新，社風民風持續向好。作風建設的實踐証明，只要真管真嚴、敢管敢嚴，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2．堅持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

習近平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麼管，憑什麼治？就要靠嚴明紀律。”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這一“堅持”要求堅持紀嚴於法、紀在法前，要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防微杜漸。

紀律是管黨治黨的戒尺，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准則。馬克思主義政黨同一切舊式政黨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其嚴格的紀律和嚴密的紀律體系。列寧將“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視為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毛澤東在解放戰爭進入關鍵時刻時提出了“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這說明紀律之於革命黨，是戰斗力的直接來源。

當組織規模達到一定量級，逐個說服教育的邊際效用就會遞減，統一行為就必須依靠紀律的剛性約束。紀律的普遍適用性，是超大規模組織維持統一性的最有效方式。同時，紀律建設把“治病”的關口前移了。黨員“破法”無不始於“破紀”，從違紀到違法有一個演變過程﹔紀律挺在前面，就是在這一演變過程中設卡攔截，用紀律的尺子管住大多數，防止小錯釀成大錯。紀嚴於法、紀在法前，法律是全體公民應當守住的底線，紀律是對黨員的更嚴要求。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把大多數問題解決在日常提醒和輕處分層面。紀律鬆弛不是小節問題，而是組織存亡問題。蘇聯后期，蘇聯共產黨紀律渙散，黨員公開背離黨的決議而不受約束，組織由此喪失行動能力。

3．堅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習近平指出：“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這一“堅持”要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一體推進、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

腐敗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最大威脅。腐敗產生的原理並不神秘：權力支配著稀缺資源，具有被用於交換的可能，尋租空間始終存在。長期執政使這一問題具有特殊的嚴峻性。長期掌權，權力與資源的結合就是持續的，腐敗的收益就可以跨周期兌現，“圍獵”與甘於被“圍獵”的風險就始終存在。這決定了反腐敗斗爭必須構建制度維度和時間維度上的閉環。反腐敗斗爭關系民心向背，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重大政治斗爭。

習近平強調：“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僅是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也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不敢腐”靠懲治和威懾，解決的是提高腐敗成本的問題﹔“不能腐”靠制約和監督，解決的是減少腐敗機會的問題﹔“不想腐”靠教育和自律，解決的是降低腐敗動機的問題。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構成有機整體。反腐敗斗爭必須永遠吹沖鋒號，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

四、長期執政黨建設的制度和責任保障

“十四個堅持”的最后兩個“堅持”，解決的是長期執政黨建設的可持續性問題。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為穩定結構，使管黨治黨不依賴一時一地的推動﹔落實政治責任，則明確各項工作的承擔者，回答“誰來落實”的問題。

（一）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

習近平指出：“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必然要求。

制度的獨特功能在於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鄧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的價值因為“長期執政”而更加凸顯：個人權威會隨時間而衰減，領導精力會隨事務而轉移，運動式治理會隨風頭過去而鬆弛，唯有制度規范具有跨周期的穩定性。思想教育解決的是“應當如何”的問題，制度規定解決的是“必須如何”的問題。教育的效果因人而異，制度的要求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制度治黨，就是把黨的建設的成果固定下來，把權力運行的邊界明確下來，使黨在長期執政中始終有穩定的行為軌道。

“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是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以准則、條例等中央黨內法規為主干，由各領域各層級黨內法規制度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制度治黨不是把規章越訂越多，而是讓主干制度相互銜接、彼此支撐。依規治黨還應同依法治國一體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並以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黨內法規體系由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制度定了不執行，比沒有制度更壞，因為這會消解制度的權威，形成“破窗效應”。增強法規的權威性和執行力，關鍵在於真正做到有規必依、執規必嚴、違規必究。制度必須被剛性執行，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二）堅持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

習近平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這一“堅持”要求壓實黨委（黨組）主體責任、紀委監督責任，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

唯一執政地位條件下，必須進行更有力度的內部問責。通過縱向問責（上級對下級）和橫向分工（黨委/黨組主體責任、紀委監督責任、書記第一責任人責任、班子成員“一崗雙責”）相結合，構建覆蓋全黨的內部監督網絡，強化內部問責。明確責任是制度落地的關鍵環節，問責是落實責任的重要保障。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責任不清，任務就會落空﹔責任不實，要求就會懸空。全面從嚴治黨，說到底是責任問題，責任壓實了，各項工作才能落到實處。對履行責任不力的，要嚴肅問責，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同時，問責要精准規范，要防止問責泛化、簡單化，在強化問責的同時保護好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通過明責、履責、考責、問責的閉環，把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層層壓實，確保全面從嚴治黨各項任務落地生根。

組織行為需要責任主體來推動，權力集中於少數崗位，責任就必須壓實到少數崗位，以上率下既是領導方法，也是責任傳導的機制。這一責任被稱為“政治責任”而非一般工作責任，是因為管黨治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責任的政治屬性，同政治建設統領全局的地位一脈相承。

五、結論

“十四個堅持”是一個結構嚴謹、邏輯嚴密的科學體系，形成了“總體戰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層結構，三個層次環環相扣，構成從戰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閉環，共同回答怎樣建設具有超大組織規模、唯一執政地位、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問題。

習近平黨建思想以“十四個堅持”這一體系化的理論表達，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規律的認識，也為世界政黨治理貢獻了不同於西方模式的中國方案。

這一科學體系還可以引出三個具有規律性的推論。其一，黨的性質的維護和保持，是長期執政黨建設全部工作的樞紐。與唯一執政地位、長期執政時間、超大組織規模這三個關鍵特征相伴生的難題最終都匯聚於對黨的性質實現程度的挑戰上，三個關鍵特征的保持也最終取決於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有效維護。其二，長期執政黨建設是充分把握和運用各種關鍵因素的系統工程。“十四個堅持”既牢牢把握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這一質的規定性，又對唯一執政地位、長期執政時間、超大組織規模等關鍵變量作出有針對性的建設規劃。這種對關鍵因素的整體把握和系統運用，正是新時代長期執政黨建設的重要增長點。其三，長期執政考驗始終存在，黨的建設必須常抓不懈。權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時間不因警醒而停流，規模不會自動縮小，因此權力、時間、規模帶來的風險就不會消失。管黨治黨不能一勞永逸，必須抓常、抓細、抓長，在持續用力中保持黨的肌體健康。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