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明標准的哲學闡釋

近年在關於文明標准的闡釋與重構中，一些學者從不同維度進行了學術探究，在反思基於“西方中心論”的文明標准、立足中國歷史文化、構建自主文明標准問題上，形成了高度共識，共同推動著文明標准理論的中國化與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

基於文明的本質

本質決定標准，標准反映本質。文明的本質是文明標准的內在根基和底層邏輯，文明標准則是文明本質的外在顯示和具體體現。文明是什麼，決定人們用什麼標准去衡量它，確定文明標准，必須基於文明的本質。

文明的本質說的是文明“是”什麼，因而要從哲學角度理解和把握。這首先涉及哲學意義上文化和文明的關系，文明的本質主要是在文化和文明的關系中顯現出來的。首先，文化是人的內在本質力量外化或對象化的一切成果，它側重於人化或外化，包含器物、制度、知識、科技、精神等，它回答“人能制造出什麼”。文明則側重於化人和內化，它是人類超越愚昧、野蠻、丑惡，進而求真、向善、尚美的歷史進步過程及其積極成果，是文化的精華和向善升華，是文化中向善且呈現德性的部分，是德行天下、教養提升的結果，它回答“人應當成為什麼”或“人制造出的成果對個人、群體和人類向善能帶來哪些進步”。在這個坐標系裡，文化是人“能做”的范圍，文明則是人“應當”的范圍，文化是“力量”的展現，文明是德性的照亮。因而，文化不完全等於文明，文化只是文明的前提，文明則是文化的向善升華。換言之，隻有當文化被納入“以德為核心”的德性框架和秩序之中，才可稱之為“文明”。其次，文化側重於特定群體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文明則側重於人類發展進步的普遍性、進步性成果。最后，文化有善惡、精華、糟粕之分，文明則是文化中積極、進步、向善的部分，是文化之善，是“化文為善、化人為善、化物為善”的結晶。由文明的本質看文明標准，文明標准顯然主要不是以城市、國家、文字、青銅或以器物、知識、科技為核心，而是以“和合哲學（道）、道德法治（術）、仁制禮儀（行）”為核心。就此而論，西方的“四大文明標准”（城市、國家、文字、青銅）主要屬於文化范疇，主要不屬於文明范疇。

基於形而上的哲學

作為一種常用思路，西方多從器物、物質、文字、知識、科技、城市、國家等來確定文明標准。不容否認，這種思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畢竟器物、物質、文字、知識、科技、城市、國家能把文化提升到一個高級階段，亦即高度文化，也為文明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然而，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器物、物質、文字、知識、科技、城市、國家實際上主要屬於文化范疇，它無涉道德，實際上是高度文化的表現。青銅器，實際上是文化意義上的材料和工藝﹔文字，實際上是文化意義上的信息記錄技術﹔城市，實際上是文化意義上的人居規模的組織﹔國家，實際上是文化意義上的權力和制度。就是說，上述這些都是在文化意義上而被言說的。西方多把文化說成是文明，或者把文明降低為文化，把文化混同於文明。這是一種確定文明標准的形而下思路。基於這種思路，它主張器物優先、知識優先和科技優先，以城市、國家、文字、青銅及知識科技水平為硬指標，把城市、國家、文字、青銅及知識科技等作為文明標准的優先選項。在這種所謂文明的框架中，隻有符合這種硬指標或優先選項的才是“文明”，否則就是“野蠻、蒙昧”。這種框架把文化提升為文明，其實質在於確立文化霸權和文明霸權。西方近代以來確實在器物、物質、城市、知識、科技等方面具有領先地位，把文化說成文明，實質上就是把西方置於世界文明的制高點上，進而彰顯文化霸權和文明霸權。其哲學根基，是后來基於“西方中心論”而異化的“主客二元對立”及其文明敘事。基於這種哲學根基的所謂文明，只能內生出對立、分裂、沖突、暴力、戰爭，內生不出文明，反而會走向文明的反面——野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些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可以用來說明一些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在一定地域和歷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們套在各國各民族頭上、用它們來對人類生活進行格式化，並以此為裁判，那就是荒謬的了。”

其實，確定文明標准，還有另一種常被人們忽略，但十分重要，因而應引起高度關注的新思路，那就是從形而上的哲學確定文明的標准。這種思路屬於基於中華文明而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進路。哲學是文明活的靈魂。中國哲學尤其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其哲學范式是注重“平等普惠”，它注重的是“具體多樣—平等包容—共贏普惠”的文明敘事。以此為根基，能內生出多樣統一、人人平等、包容普惠，進而內生出和合、德性、善行、為他和共生，它具有善根，自然會內生出文明。這樣的文明是一種注重復數、多元、平等、互鑒、普惠的存在，而不是單數文明。尤其是它把倫理道德置於文明框架中的根本或核心地位，視倫理道德為文明之本、文明之魂，是判斷文明的首要標尺，它回答“好不好”的問題。這種理解在中華文化的經典裡是有其根的。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野”，就是隻有力量而沒有“文”﹔“史”，就是隻有繁復之形而沒有內在之“質”，“文質彬彬”，就是“文化中的德性即文明”。《周易·乾》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禮記·樂記》指出：“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強調：“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

基於這種思路，應把“和合哲學、道德法治、仁制禮儀”看作文明的核心標准。在這種思路中，是以道馭術、以善統真，以倫理道德統攝知識科技，以道德法治抑制文化之惡。概言之，形而下是文明之“形”，形而上是文明之“神”。西方注重形而下，強調基於器物、物質、文字、知識、科技、城市、國家確定文明的標准，這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中國注重形而上，基於人本、和合、道德、禮制、向善確定文明的核心標准，這才是文明本身。從哲學形而上看文明，文明的本質是向善，道德是文明的靈魂與核心，知識科技只是文明的工具和手段。厘清這兩種思路的區別，既為超越基於“西方中心論”的文明標准觀、確立中國自主文明標准觀進而推動文明互鑒提供了哲學基礎，也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一條新路。當今中國較為注重從考古學上進行文明探源，意義重大。同時，文明探源工程也可以從哲學上激活中華文明之根，沿著中國傳統思想裡的“文—質”“文—野”的脈絡，重構中國自主的“文明”概念與“文明標准”。

基於中西歷史和實踐樣本

不用否認，西方文明具有重要的歷史性貢獻。然而，基於中西歷史和實踐樣本可以看出，西方基於資本主導與工具理性邏輯，往往使知識、科技帶來文化之惡、科技異化，因而不能作為通識的文明標准。就西方歷史和實踐樣本來看，西方的器物、知識、科技、理性多是文化的工具，非文明的本質，它主要是人化自然、支配自然的工具和手段，因而主要屬於文化范疇。知識文化和科技水平不完全等同於文明程度，它們與資本主導邏輯與工具理性共謀，便使科技伴隨文化之惡從而導致科技異化。資本主導邏輯使西方將科技異化為資本增殖的工具，使科技服務於資本而非人的全面發展，也使科技脫離人文和道德約束，進而導致物的依賴、人的異化和道德淪喪，走向了單向度、反生態，成為霸權、殖民、掠奪、戰爭的一種手段。西方“把知識科技等同於文明”，本質上是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相對區別，它用器物先進判定文明優越，以此行使文化霸權、文明霸權。它往往以所謂的文明外衣遮蔽殖民、掠奪、霸權的野蠻本質，制造出文明等級、文明沖突。當今西方，文明異化體現為科技異化（科技從“為人服務”異化為“人為技役”）、資本異化（資本從“發展手段”異化為“資本奴役”）、價值異化（以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以物質追求取代精神向善）。歷史和實踐表明，基於“西方中心論”的西方文明以物質至上、資本擴張、征服自然、工具理性為動力，強調物質主義、資本主導、外在征服、主客對立，其結果便導致世界的對立、分裂、沖突、暴力和戰爭，導致新的更大野蠻。

漢語中的“文明”一詞，早在英文單詞civilization（即“文明”）出現的2000多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法國伏爾泰曾講，人類文明史是從中國開始的。《周易正義》卷2《大有》所講的“其德剛健而文明”有其深意，意指文明就是人的內心道德修養深厚，具備高尚品質，外在行為亦彰顯素養，實現內外兼修。中華文明以和合哲學為“道”，以道德法治為“術”，以仁制禮儀為“行”，倡導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主張協和萬邦、兼濟天下、世界大同、美美與共，強調文化之善，其邏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由個體道德完善到家庭齊心和睦再到社會文明秩序，最后到天下太平。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以為確定文明標准提供豐富資源、奠定堅實基礎。這種文明致力於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帶給世界的是合作共贏、和平發展、包容普惠，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能創造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文明進步開辟新的光明前景，也能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道”上的中國智慧、“術”上的中國方案、“行”上的中國力量。

總之，在一定意義上，西方把“知識科技等同於文明”含有吊詭之計，其后果，就是文明等級論、文明沖突論、文明霸權論。在新時代，可以通過對中華文明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哲學形而上的維度探究中國自主的文明標准。這種文明標准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這就是中國傳統哲學所講的“理一分殊”。普遍性（統一性），指的是所有文明都注重求真、向善、尚美，追求人的解放、社會進步、和平發展，這是人類文明的共性﹔特殊性（多樣性），是指實現“真善美”的道路、模式、制度植根於本國國情、歷史文化基因、民族傳統和現實條件，不存在西方所謂的唯一標准或單一標准，也不存在西方所謂的“單數文明”。它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堅持文明平等相待，促進文明互學互鑒，倡導文明和而不同，實現文明多元共生，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要言之，它注重的是“具體多樣—平等包容—共贏普惠”的文明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