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法典的立法特色與理論貢獻

【析理論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是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之后中國法治建設的又一裡程碑，也是世界環境法治史上首部以“生態環境”命名的法典。生態環境法典並非對30余部生態環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的簡單匯編或機械堆砌，而是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形成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創新。這些立法創造與理論貢獻，既無法從國外教科書中直接尋得，也難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簡單抄取，為中國生態環境法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深入揭示生態環境法典所蘊含的、推動中國生態環境法理論從“術”向“學”躍升的內在動力，是構建中國生態環境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性基石。

生態環境法典的鮮明中國特色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務與重大立法任務。通過對現行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領域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機制和規則規范進行全面系統的編訂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點、反映人民意願、系統規范協調的生態環境法典，既是立法定位，也是立法目標，更是一項將政治意志、改革成果與法理智慧熔鑄為有機整體的創造性實踐。該法典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不僅體現於具體制度條款之中，更體現在支撐這些條款的底層邏輯與方法論之中。

第一，“生命共同體”世界觀超越主客二分哲學。生態環境法典以“生態環境”命名，並在第2條對“生態環境”進行了明確界定，這是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命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法律表達，體現了最深層的立法哲學。該條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與“影響生態系統功能”並列，把“天然”與“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統一納入調整范圍，並明確列舉“城市和鄉村”，徹底超越了西方哲學和環境法理論中“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打破了近代以來將人與自然割裂甚至對立的思維定式。

西方哲學與法律傳統秉持主客二分理念，將自然視為純粹的客體、資源或財產，是人類征服、利用和支配的對象。而在我國生態環境法典中，自然是與人類共生、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成員，而非等待人類征服或被動保護的“他者”。這種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東方智慧，既承認自然具有不依附於人類功利的內在價值，也承認人工系統深嵌於生態整體之中的現實，為跳出傳統的“主客二分”法律觀、建構“人—自然—人”的法律關系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實現了從孤立的“要素集合”向系統的“關系總體”的認知躍遷，也為在法典中明確“預防為主、系統治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基本原則，以及建立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第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邏輯突破環境治理“不可能三角”。生態環境法典開宗明義，在第1條立法目的中將“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權益”“維護生態安全”“推動綠色低碳發展”並列，確立了“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核心價值主線，這是法典最根本的“邏輯心臟”。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建構法典邏輯，不僅是以“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中國化表達豐富和升華了聯合國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而且作為貫穿法典的靈魂，統籌協調保護與發展的關系，突破了西方學者所謂“嚴格生態保護、高速增長、低制度成本三者難以同時最大化”的“不可能三角”。

相較於西方環境立法僅聚焦“污染控制”或“生態保護”的單維目標，我國生態環境法典通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統攝，創造性地採用了總則、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法律責任和附則的“總—分—總”體系結構：總則編確立價值坐標，舉綱張目﹔污染防治編通過嚴格管控保障公眾健康，重在“治已病”﹔生態保護編通過對生態系統的系統性保育與修復，守住生態安全底線﹔綠色低碳發展編通過推動結構轉型與應對氣候變化，促進高質量發展﹔法律責任和附則編通過統一責任追究確保各項價值不被虛置，形成制度閉環。這一結構設計，有力回應了“不可能三角”的治理難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保護與發展、人與自然的動態平衡，成功將憲法中“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轉化為可操作、可裁判的法律規范體系。

第三，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窠臼。在生態環境法典的五編結構中，綠色低碳發展編的獨立成編，是全球環境立法史上的首創。該編採取以原則性、倡導性規范為主的立法技術，將法典從單純的“生態環境保護法”拓展為引領發展轉型的“綠色發展促進法”，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徹底摒棄“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舊途，體現了中國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刻理解與制度自信。

西方國家曾經歷“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進程，在法律上也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視為此消彼長的“權衡關系”。我國生態環境法典徹底扭轉了這一邏輯，將綠色低碳定位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通過構建“循環經濟—能源節約與轉型—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鏈條制度體系，實現了對物質流動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將被視為廢棄物的“垃圾”回歸為“放錯地方的資源”予以再利用，推動能源消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並首次將“建設氣候適應型社會”納入法定要求﹔同時，通過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承諾轉化為國內法實施，展示了發展權與環境權協同增效的現實路徑，有力反駁西方“一刀切”的減排主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於“去工業化”模式的減排路徑，開辟了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覆轍的新型現代化法治道路。

第四，“適度法典化”破解法典編纂的世界性難題。生態環境法典採用“適度法典化+雙法源”的立法模式，構建了“基礎規范+動態銜接”的法律適用機制。這一立法模式既立足於我國生態環境立法時間跨度大、改革舉措多、領域更新快的現實條件，也吸取了西方國家為克服傳統法典因過度依賴概念邏輯體系而可能導致的體系僵化與規范逃逸弊端所積累的開放式立法經驗，從而形成了超越簡單的法典化與解法典化之爭的再法典化中國模式。

與西方國家傳統法典追求體系封閉、概念自足不同，也與世界各國現有環境法典採取匯編式或部分編纂式不同，我國生態環境法典以“適度法典化+雙法源”為主要方式，對現行生態環境立法進行分類處理：將環境保護法等10部核心法律進行編訂纂修后整體納入法典並廢止原法﹔對森林法、長江保護法等20余部法律擇其要旨納入法典或體現其精神，保留單行法﹔對應對氣候變化等新興領域則作原則性、引領性規定，為未來發展預留空間。與此同時，法典第1239、1240條設定“基礎規范+動態銜接”的機制，主動將可能“逃逸”的規范銜接回法典體系之中。這種模式既克服了單行法碎片化和概念拼盤的弊端，確立了法典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基礎性地位，又為特別法的發展預留了充足空間，充分體現了生態環境法的“進化理性”，也巧妙破解了一個困擾各國立法的世界性難題，即如何在法律尚未完全成熟、改革仍在深化的背景下實現法典化。

生態環境法典的原創性理論貢獻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並非全新立法，而是立足中國國情與實踐，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整合、編訂纂修與集成升華。該法典以“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為哲學根基、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主線，將“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並首創“適度法典化”立法模式，構建起具有鮮明中國自主性的生態環境法律規范體系。這彰顯了生態環境法典在價值體系、法律關系、責任制度、規范體系等方面對以往法學理論的修正與再造，不僅在實踐層面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在理論層面作出了諸多原創性貢獻，有力推動了生態環境法學理論的重大創新。

第一，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生態環境價值體系。過去的環境法理論長期受制於西方“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鐘擺困境，導致公平觀的狹隘與偏頗。生態環境法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立場，實現了三重突破。

公平維度的代際延展。法典將“生態環境權益”確立為兼具公益、集體與代際屬性的法益類型，超越了個人本位的“環境權”敘事。法典將“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作為立法目的，將“公眾參與”列為基本原則並以具體制度加以落實，使代際公平從倫理倡導轉化為法律原則和制度安排，構建了“當代人—后代人—自然生態系統”三重利益均衡機制，使之成為真正的“世代正義守護法”。

消解發展與保護的二元悖論。法典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統攝，協調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將綠色低碳發展內嵌於現代化全過程。法典第1條將“推動綠色低碳發展”與“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權益”“維護生態安全”並列，第949條明確規定公民的綠色低碳義務，三編第七章專門規定生態修復，共同構建“保護促發展、發展護生態”的正向循環，在制度設計中實現了嚴格保護、高速增長與低制度成本的兼容，突破了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視為零和博弈的傳統思維。

構建多維度的正義評價體系。法典以生態安全、公眾健康、永續發展為坐標，建立了涵蓋空間、時間與系統的綜合評價體系：在空間維度上，第2條將“城市和鄉村”統一納入調整范圍，破解“城市偏向”的局限﹔在時間維度上，第6條確立的“預防為主”原則將風險預防納入考量，樹立面向未來的發展觀﹔在系統維度上，第35條明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與修復”的系統思維。這種立足於“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價值目標的評價體系，使生態環境法擺脫了附屬於行政法或經濟法的工具性定位，成為價值自足、邏輯自洽的獨立法律領域。

第二，建構“人—自然—人”的復合型法律關系。近代法學囿於“主客二分”框架，自然僅被視為客體。生態環境法典第2條對“生態環境”的界定，承認自然作為“關系中介”的獨立地位，從而建構起“人—自然—人”的復合型法律關系。

因果關系鏈條的中介化。法典首次系統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及其追究方式，將因果關系從傳統侵權的“人損人賠”邏輯延伸為“人損自然—自然損人—人賠自然”的鏈條。在此框架下，生態系統及其服務功能的減損，成為請求權成立的樞紐，賠償范圍從傳統財產損失擴展至生態環境修復費用與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這使得自然從“被動受損的客體”轉變為“連接人與人利益”的媒介，為“生態環境損害”等核心范疇提供規范依據。

調整機制的二次化。法典設立了生態環境規劃、生態環境標准和基准、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等調整“人—自然—人”關系的法律制度：先通過排污標准、生態紅線等工具，對“人—自然”關系進行“一次調整”，再基於自然狀態的變化對人際利益變動進行“二次調整”，如碳排放配額分配、生態保護補償金支付等。這種機制揭示了生態環境法典同時調整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兩個巨大復雜系統，兼具調整人與自然關系和人際利益關系的雙重屬性，拓展了傳統法律關系理論的內涵。

主體結構多元化。法典在法律責任和附則編理順了各類生態環境訴訟的關系，系統整合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法典第1073條賦予行政機關代表自然主張權利的資格，第1075條賦予社會組織與檢察機關代表起訴的資格，確立了自然作為“被代表者”的准主體地位。這種將“人對自然的責任”落到實處的制度設計，既避免了“自然人格化”的理論困境，又實現了對自然利益的有效法律保護，為生態環境法學范疇體系的建構提供了堅實理論基礎。

第三，完善以生態恢復為要旨的法律責任制度。生態環境法典在系統總結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執法、司法實踐基礎上，確立以生態恢復為核心的生態環境法律責任制度，超越了傳統法律責任理論中以對人的損害賠償為歸責邏輯的局限。

救濟對象的公共化。法典將損害賠償范圍從人身財產損害擴展至生態環境修復費用與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等公共利益范疇，明確了“對環境的責任”這一獨立類型，劃清與傳統民事責任的界限，凸顯了生態環境責任公益救濟的本質屬性。

重構責任形式的優先序。法典確立修復責任優於金錢賠償的原則，第1065條明確規定“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應當依法承擔消除污染、修復受損生態環境的責任﹔無法消除或者修復的，實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復措施”。“修復”包括原地修復、異地修復、替代修復及自然恢復結合人工輔助等多種形式，有效突破了“罰了款、毀了山”“賠了錢、傷了身”的實踐困境，體現了恢復性責任的本質特征。

追責機制的復合化。法典建立的生態環境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保護的“磋商+訴訟”的程序，融合行政效率與司法終局性，有效解決了“公地悲劇”與“多頭管轄”難題。行政機關先行與賠償義務人磋商，達成協議后可申請司法確認，磋商不成則提起賠償訴訟。這種“行政—司法”銜接機制有利於提高追責效率，保障程序正義的實現。

責任競合、聚合的體系化。法典確立了民事責任優先規則，明確了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在實現“恢復生態”目標下的履行順序，為責任競合、聚合情形下的承擔提供了正當性和合法性依據，避免了重復處罰，從而克服了傳統“三大責任”各自為政的弊端，形成了以生態恢復為目標的統一責任體系。

第四，形成基於“生命共同體”的領域型法律規范體系。生態環境問題本身具有跨域性、復合性和科技關聯性等特征，通過傳承中華法系“寓道於術、諸法合體”的編纂傳統，並借鑒世界各國綜合立法的成功經驗，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形成了以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為核心進行制度體系建構的領域型法典模式，完成了革命性的概念重塑與制度工具整合。

建構核心概念網絡。法典第2條將“生態環境”界定為一個融合“資源、環境、生態”三重面向、具有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將原本分屬於不同管理部門、承載不同立法理念的對象，統合於一個元概念之下﹔並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以“生態環境”元概念為核心的相互關聯、層層遞進的概念網絡與范疇體系，共同支撐起法典的規范大廈。

重塑生態環境治理體制。法典總則編明確了多元主體的職責權限和權利義務，建構起政府主導、部門協同、企業主責、公眾參與、多方監督、司法保障的多元共治現代化環境治理新體制，著力解決“部門分立”與生態環境保護系統性、整體性之間的“不適配”問題，為改變“九龍治水水不治”的困局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

組建多元法律工具箱。法典在規范層面准備了內容豐富的“工具箱”。例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創造了公私法混合的新型責任形態﹔生態環境影響評價、信息公開等制度實現了實體目標與程序保障的一體化設計﹔禁止在飲用水水源區排污的強制性規范與稅收優惠等激勵性規范並舉﹔將環境標准賦予法律效力，體現法律規范與科技規范的有機嵌套﹔等等。

統籌戰略性制度配置。法典摒棄“封閉自洽”邏輯，圍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價值主線，在各編之間及其內部進行功能互補、前后銜接的制度配置。例如，污染防治編以保障公眾健康為核心，不僅做污染防治的“減法”，更做生態改善的“加法”和協同增效的“乘法”﹔生態保護編以“保障生態安全”為核心，破解“保護”與“利用”的二元對立﹔綠色低碳發展編直接介入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推動“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協同增效﹔法律責任和附則編織就嚴密的公私法結合、公益私益兼顧的法律責任網絡。

生態環境法典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意義

當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已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廣泛共識，其核心要義在於擺脫對西方理論的路徑依賴，立足中國本土實踐，提煉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與解釋力的概念、理論與方法。生態環境法典以其鮮明的中國特色與原創性理論貢獻，為構建中國生態環境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理想的制度載體與實踐場域。

第一，以鮮明的主體性推動學科轉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前提在於確立學術主體性。長期以來，中國生態環境法學深受“對策法學”思維困擾，研究重心多集中於“應當制定何種法律”的立法論層面，而對實定法的深度解釋與體系建構著力不足，導致學科理論積澱薄弱、依附性較強。生態環境法典的頒布實施，為生態環境法學科的轉型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生態環境法典的中國特色與原創性貢獻，集中體現了立法層面上的主體自覺，生態環境法學也由此獲得了獨立的解釋對象與穩定的作業平台。立法主體性與學科主體性的雙重確立，使得中國生態環境法學得以擺脫“西方理論注腳”的被動角色，真正以平等姿態參與世界法學對話。

第二，以理論原創性回應時代需求。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在於創建能夠回答時代之問的原創性理論。生態環境法典的重大理論貢獻，不僅在於以一系列新命題填補了既有法律空白，更在於從整體上置換了傳統環境法學的提問方式與解題邏輯。法典所提供的回應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人類共同挑戰的中國方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有助於形成體現制度內生演進與本土實踐互構的生態環境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為世界生態環境治理貢獻了獨特的理論資源。

第三，以民族文化根基厚植知識體系框架。自主知識體系離不開民族文化的滋養與浸潤。生態環境法典深植於中華文明的深厚土壤，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法典條款背后蘊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與”的宇宙觀與天下情懷，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機械自然觀，為構建“范疇論—價值論—體系論—制度論—方法論”五位一體的生態環境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與思想指引，有助於改變過去生態環境法學研究中“有制度無范疇”“有價值無方法”的碎片化狀態，推動生態環境法學從鬆散的知識集合向嚴密的學科體系演進。

第四，以話語自主性提升國際對話能力。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有效回應本土問題，還應具有世界意義，能夠為人類法治文明提供新的選擇。生態環境法典堅持以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為中心，以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為根基，直面全球性環境污染加劇、生物多樣性銳減、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關切，以法典的制度確定性回應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的不確定性，以中國話語為世界各國提供了高效協同治理的法治樣本。依托法典，生態環境法學研究能夠向世界清晰闡釋“中國之治”的制度邏輯，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中國之智”，推動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話語體系的重構，進而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實現中國理論的國際化表達。

面向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生態環境法典的正式施行，圍繞法典解釋、適用與發展的理論研究將迎來新機遇，一個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邏輯自洽、充滿活力的中國生態環境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指日可待，它必將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獨特而深遠的力量。

（作者：呂忠梅，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