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開放包容激發中華法治文明的時代活力

【析理論道】

文明因開放而繁榮，因包容而博大。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於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中華法治文明綿延數千年，歷經朝代更迭而從未中斷，其間雖有起伏，卻總能浴火重生、屢煥新機。其生命力從何而來？答案蘊藏於中華法治文明開放包容的特性之中。開放包容，既是文明發展的活力源泉，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深入發掘這一歷史基因，從中汲取面向未來的智慧力量，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揚其蓬勃生機，是新征程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一項重要課題。

開放包容是中華法治文明的重要特性

開放包容的特性，自中華法治文明發軔即已萌生，在數千年歷史演進中不斷淬煉、持續深化。從哲學思想到治理策略再到具體制度，這一特性以不同形態貫穿中華法治文明方方面面，成為其生生不息的內在動能。

“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賦予中華法治文明與生俱來的包容氣質。我國早期思想家已對“和”與“同”作出區分，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在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尋求協調統一，追求不同事物間的互補共生﹔“同”則是取消個性、簡單劃一，拒斥一切異質因素。這一哲學智慧深刻影響了中華法治文明的價值取向。在古代法律思想中，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主張可以並存於一個包容框架之內。例如，儒、法、道三家各有所重，儒家強調教化與德治，注重倫理道德的引導作用﹔法家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突出法律的強制規范功能﹔道家倡導無為而治，提供了一種寬簡治理的思路。歷代統治者多採兼收並蓄的態度，使三者在國家治理中各安其位、各展其長，共同實現維護秩序、鞏固統治的目標。包容差異、追求和諧的思維方式，使得中華法治文明在面對外來文化或異質規范時，天然具備較強的接納能力，善於甄別、吸納與融合，從而以開放包容的心態處理內與外、新與舊、雅與俗、中央與地方等多重關系。

“禮法合治”的治理策略，為不同規范的共存預留了彈性空間。在中國古代，禮與法的結合構建了一種極具包容性的治理架構。禮作為一種源於風俗習慣、道德倫理和社會共識的行為規范，具有柔性和開放性﹔法則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底線。二者的結合，使國家治理既不至於因過度依賴強制而顯得僵化，也不至於因過度依賴自覺而流於鬆散。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合治模式天然地為宗族家法、鄉規民約、行會習慣等國家法之外的其他規范預留了運行空間。例如，在基層社會，大量糾紛往往先經由宗族、鄉裡按照習慣法或禮俗進行調處，隻有當矛盾激化或觸及刑律時，國家法才予以介入。中華法治文明從不將法律視為封閉自足的體系，而是主動接引廣闊的社會文化，在保持核心穩定的同時，兼備容納差異、吸收新質的柔韌能力，以此靈活回應不同時代、地域、群體的治理需求。

“因俗而治”的制度實踐，彰顯了多元法律文化共存的治理智慧。因俗而治是指在維護國家統一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尊重不同民族、地域的習慣法與禮俗。從唐代的羈縻府州與“化外人”條款，到清代的多元法律適用機制，因俗而治的制度實踐貫穿始終，既維護中央集權的政治統一，又保存地方與民族的多元法律文化，展現了中華法治文明在處理復雜社會結構時的高度包容性與治理智慧，也為其在漫長歷史中保持強大生命力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開放包容造就了中華法治文明的輝煌歷史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中華法治文明的輝煌歷史，是開放與包容雙向奔赴、彼此激蕩的結果。

以開放姿態向外輻射，文明遠播，澤被鄰邦。中華法治文明在漫長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積蘊深厚，從唐代起便深刻影響並形塑了周邊國家的法律面貌，其法律制度、社會風氣乃至日用常行，都帶有中華法治文明的烙印。具體來看，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大寶律令》，笞、杖、徒、流、死五刑體系及名例、衛禁、戶婚、賊盜等篇目結構，皆與唐律高度一致﹔718年修訂的《養老律令》，篇名、內容與唐律基本相同。朝鮮半島《高麗律》“大抵皆仿於唐”，據《高麗史·刑法志》記載，高麗一代之制，刑法亦採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古代越南如《國朝刑律》等法典，內容大多依循唐律。這種跨越國界的法律傳播，並非依恃武力征伐，而是憑借中華法治文明的先進性、成熟性與開放性，吸引周邊國家主動效法。在此過程中，中華法治文明的法律觀念、立法技術、司法智慧等為諸國廣泛接受。

以包容胸襟向內吸納，兼收眾智，融鑄新質。不同民族的法律智慧在碰撞中彼此借鑒，共同豐富了中華法系的內涵。早在上古時期，苗民所創制的刑制便為黃帝所取用，演化為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奴隸制五刑。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際，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在漢族思想家和律學家的幫助下制成《太和律》，既融匯漢魏晉以來的儒家法律思想，又保留本族習慣法合理成分，成為民族大融合的法治結晶。《北齊律》更是在體例與刑制上直接影響了隋唐的法典。唐代主張“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高度尊重各民族法律和習俗。宋、遼、金、西夏各朝，或制定蕃官管理及茶馬貿易等方面的專門法令，或編纂《重熙條制》《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進一步促進了中原法律傳統與民族特色的融合。元、清兩代，採取“因俗而治”“參漢酌金”的立法路線。正是這種對各民族法律文化兼容並蓄的氣度，使中華法治文明得以不斷吸納新鮮養分，避免僵化與封閉，跨越數千年而血脈暢通，並持續煥發活力。

開放包容的特性，終使中華法系卓然挺立於世界法系之林。“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等不同，中華法系是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蘊。”自1884年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提出“中國法族”以來，中華法系便與印度法族、英國法族等並立於世。梁啟超曾以自豪的口吻寫道：“近世法學者稱世界四法系，而吾國與居一焉……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於世界也。”與世界上許多法系或因匯入他者而消弭、或因國家滅亡而中斷不同，中華法系歷經數千年從未斷絕，其悠久性、完整性、系統性、典型性，為其他法系所不及。究其根源，端賴開放包容的內在品格。向外，它以成熟的成文法與禮法精神輻射東亞﹔向內，它不斷採擷各族立法智慧與法律習俗，實為“各族締造”的結晶。值得注意的是，開放包容並非不經分辨地全盤接受。清末長期固守封閉、抱殘守缺，面對西方列強的沖擊而被迫啟動法律變革之后，又走向另一個極端，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導致法律近代化折戟沉沙。一正一反的歷史經驗說明，開放包容既需要有敞開胸懷的勇氣，也需要有立足本土的自覺與理性甄別的眼光。唯有堅定自信與定力，方能使中華法治文明在兼收並蓄中不失其魂，在交流互鑒中愈顯其華。

新時代法治建設需要發揚開放包容的優良傳統

“放得出去、收得進來”的宏大氣魄，曾令中華法治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傲然矗立，為人類法治文明的多樣性貢獻了獨特的東方智慧。新時代深入推進法治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傳承與發揚這一開放包容的優良傳統。

應對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對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當今中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遷：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頻繁往返﹔新就業形態的快速發展，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等新就業群體規模日益壯大﹔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家庭結構小型化趨勢明顯﹔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訴求日趨多元。法治從來不是僵硬的條條框框，而應當是回應社會需求、協調多元利益、凝聚廣泛共識的動態制度系統。面對復雜多樣的利益格局，法治必須具備足夠的包容性，既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處理差異化訴求，也不能因循守舊回避新興領域的制度供給。這就要求立法工作者深入基層、傾聽各方聲音，在法律制定和修改過程中為不同群體搭建表達渠道，讓新就業群體、老年人、殘障人士等都能在法治框架下找到權利保障的依托。同時，行政執法和司法裁判也要提升精細化、人性化水平，注重個案公正與社會效果的統一，避免機械適用法律帶來的不公。唯有以開放的心態回應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以包容的制度安排容納多元主體的合理訴求，法治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和諧的“穩定器”和“潤滑劑”，在變革的時代中持續釋放生機與活力。

回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對法治提出的新課題。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正深刻重塑人類生產生活方式，也對法治運行的傳統邏輯構成挑戰。算法歧視、數據泄露、深度偽造、自動駕駛侵權、智能合約糾紛等新型法律問題層出不窮，既有法律概念、歸責原則和裁判規則常常難以直接適用。對此，法治不能畫地為牢，更不能視若無睹，而應當以開放包容的姿態主動擁抱科技變革，在全球治理經驗中汲取養分，同時立足本國實際探索自主方案。一方面，要密切關注歐盟、美國等在人工智能立法、數據治理等領域的實踐探索，分析其成敗得失，以他山之石攻玉。另一方面，應打破學科壁壘，與計算機科學、數據安全、倫理學等學科領域展開深度對話，在充分理解技術原理和社會影響的基礎上進行制度設計。科技法治的構建，必須堅持發展與安全並重、創新與規范平衡，既不能因過度監管而扼殺創新活力，也不能因放任自流而釀成系統性風險。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擁抱科技革命，中國法治完全有能力在新興領域實現從“跟跑”到“並跑”甚至“領跑”的跨越。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法治提出的新使命。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調整。在這一復雜背景下，我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對時代之問的積極回應，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法治不僅是一國之內的秩序規則，更應當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梁紐帶。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以開放胸懷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公共衛生、海洋治理等全球性議題上，中國法治應貢獻更多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方案，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其次，加快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提升涉外法治能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都迫切需要高質量的涉外法律服務、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以及跨境司法協作框架的有力支撐。開放包容的傳統在此體現為，既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尊重不同國家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差異，在相互尊重中尋求合作共贏。最后，加強法治文明互學互鑒。中華法治文明素有“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智慧，今天更應以謙遜態度學習世界各國法治的有益成果，同時在交流互鑒中講好中國法治故事，提升中國法治話語的國際影響力。

將開放包容傳統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制度行動

歷史昭示我們，開放包容是法治文明長盛不衰的精神密碼﹔時代呼喚我們，將這一優良傳統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制度行動。

激活傳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厚智慧。所謂創造性轉化，就是立足當代法治實踐需要，以開放的心態對這些傳統元素進行甄別、提煉和重塑，使其從歷史語境中走出來，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之中。例如，“天下無訟”所蘊含的非對抗性糾紛解決理念，與當下大力推行的訴源治理、多元解紛機制高度契合，可以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賦予其程序化、規范化的現代形態﹔“德主刑輔”所蘊含的道德與法律協同作用的智慧，也為今天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創造性轉化是在深入把握傳統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剔除其封建性、等級性的糟粕，提取其超越時代的合理內核，並用現代法治語言和制度形式加以精准表達。唯有以開放的胸懷回望傳統，以包容的態度善待歷史，中華法治文明才能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讓古老的智慧在新時代法治實踐中綻放奪目光彩。

拓展格局，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法治制度體系。以開放包容的理念優化法治體系，應當從立法、執法、司法、法律服務等多個維度協同推進。在立法領域，應建立更加開放的公眾參與機制，讓不同社會群體、行業組織、專家學者乃至利益相關方都能通過制度化渠道充分表達訴求。持續拓展和優化基層立法聯系點功能，確保立法過程能夠傾聽基層聲音，使法律真正成為多元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在司法領域，進一步健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充分發揮調解、仲裁、公証、行政復議等非訴訟方式的優勢，形成分層遞進、銜接配套的糾紛化解格局。特別是家事審判、少年司法、勞動糾紛等涉及特定群體的領域，應注重情、理、法的融合，既堅守法律底線，又體現人文關懷。在法律服務領域，降低法律援助門檻，拓展公共法律服務覆蓋范圍，讓農民工、老年人、殘障人士、偏遠地區群眾等都能便捷地獲得專業法律幫助。開放包容的制度體系還意味著以國際視野借鑒全球法治的有益經驗。在數字法治、營商環境、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等領域，應主動對接國際高標准規則，並結合國情進行本土化調適，形成既能融入全球治理體系，又能維護國家利益的制度安排。以開放的心態打破制度壁壘，以包容的胸懷吸納各方智慧，一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法治體系必將在實踐中不斷煥發活力，為中華法治文明注入源源不斷的時代動能。

走向世界，深化全球法治文明交流互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在兼收並蓄中歷久彌新。”在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的今天，任何國家的法治都無法在封閉孤立中實現自我完善。深化全球法治文明交流，首先要以謙遜而自信的姿態學習世界各國法治的有益成果。無論是人權保障機制、環境保護標准，還是數據治理的前沿探索，只要是符合法治規律、能夠為我所用的，都應當以開放的心態加以研究和借鑒。與此同時，文明互鑒不是單向的吸收，而是雙向的增益。中國法治在基層治理、數字法治、多元解紛、公益訴訟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完全有能力為世界法治文明貢獻獨特智慧。我們應善於提煉這些實踐成果，將其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制度方案，通過“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法治論壇、雙邊司法協助等平台主動向外傳播。更為重要的是，走向世界意味著積極參與乃至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跨境數據流動、投資爭端解決等新興領域，我國應當更加主動地提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倡議，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以開放包容為底色，中國法治不僅要成為國內治理的堅實支撐，更要成為全球治理的建設性力量，在交流互鑒中不斷拓展中華法治文明的時代邊界，讓古老的東方智慧在世界法治舞台上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張晉藩 羅冠男，分別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