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論壇每日推薦（5篇）

發揮高校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 楊振斌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教育是基礎，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根本，教育、科技、人才內在一致、相互支撐。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是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高校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的必由之路。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匯點，應堅持系統觀念，准確把握一體發展的價值導向、制度根基、動力來源、協同路徑等關鍵環節，暢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

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長期性工程，要在探索中持續深化。高校肩負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和國際交流合作等多重使命，應深刻把握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有機關聯，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聚焦關鍵環節與瓶頸制約，進一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的堵點卡點，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作出貢獻。要強化頂層設計，打造協同高效的治理體系﹔把握戰略主動，謀劃一體改革的系統布局﹔打通關鍵堵點，構建三者良性循環的發展格局﹔營造良好生態，釋放一體發展的創新活力，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作出應有貢獻。（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3期）

作者簡介

楊振斌，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自然辯証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普通高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主要論文有《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事業發展》《加快培養引領未來的拔尖創新人才》等。

發展型政黨制度的比較優勢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郭定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拓創新，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成為國內外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重大課題，人們試圖從中探尋“中國之治”的政黨密碼。

比較政治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的政治動因時，具有明顯的國家中心主義傾向，缺乏政黨政治研究視角。從政黨研究的新視角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作為發展型政黨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發展型政黨制度具有明確的歷史使命和發展趨向，其建立黨政一體的強大領導制度與動員體制，注重提升執政能力與參政能力，從而在創造良好發展成就的同時，贏得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信任。（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2期）

作者簡介

郭定平，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博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理論研究上海（復旦）基地執行主任。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學、現代中國政治與現代東亞政治。主要著作有《政黨與政府》《多元政治》《上海治理與民主》等。

黨建推動基層治理創新的新趨向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張緊跟

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任務。近年來，在頂層設計推動下，全國各地開展了一系列黨建推動基層治理創新實踐，在基層治理創新發展方面形成許多務實管用的實踐經驗。通過治理重心下移、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組織體系重塑等路徑有效破解基層治理碎片化難題，顯著提升了基層治理效能，但一些地區基層治理仍存在社會參與不足、內生動力偏弱等問題。

黨建推動基層治理創新並非由黨組織包攬基層各項事務﹔治理重心下移，也不等於全盤介入基層大小事務，更不能簡單依靠財政投入解決所有問題。其關鍵要義在於，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活各類社會力量，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格局，持續釋放基層發展活力與創造潛能。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持續增強黨的建設效能，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領導力、組織力與執行力﹔搭建多樣化的基層共治平台以充分激發社會自治力量，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與矛盾沖突的源頭化解﹔依托數字技術賦能優化治理模式，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便利化、精細化、精准化的公共服務，更好地激發人民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熱情。（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2期）

作者簡介

張緊跟，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中心、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地方治理與中國政治、非營利組織、區域治理。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橫向關系協調研究》《調適與變遷——廣東探索地方政府治理結構創新》等。

穩固制造業“壓艙石”作用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所長 辛勇飛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根基，其溢出效應、乘數效應和社會效應顯著。穩固制造業“壓艙石”作用，重要衡量指標之一是制造業增加值規模穩中有進，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經濟學原理表明，制造業增加值由增加值率與產出綜合決定，前者取決於“價值創造能力”，后者取決於“需求開拓能力”。一方面，制造業增加值率是價值創造能力的最直觀體現，關鍵影響因素是價值鏈控制程度、產業高端化水平、新技術運用情況﹔另一方面，我國作為制造大國，促進制造業產出增長的關鍵在於拓展增量空間，對沖產能過剩，釋放內需潛力，打開外需格局。

為此，應堅持“戰略牽引—能力構建—政策發力”的總體思路，以價值創造提升增加值率水平，以需求突破拓展產出增量空間，將“提升價值創造、推動由大到強、實現全面領先”作為重要導向，推動制造業量穩質優高質量發展﹔突出深度融合發展這一政策主線，做好“兩創融合”“兩化融合”“兩業融合”“內外融合”四篇文章，為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筑牢強大物質技術基礎。（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9期）

作者簡介

辛勇飛，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信息通信發展和管理、高技術產業政策以及數字化發展。主要論文有《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中國數據治理規則體系構建：現狀、挑戰與展望》等。

人機數字融合進化：機遇、風險及應對

——上海大學智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王天恩

人工智能正由輔助性工具逐步嵌入知識生產、認知活動與社會運行的深層結構，推動人機關系由工具性協同走向深度融合，為人類進化提供全新機遇。以“數字腦區”形式存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可承擔大量重復性腦力勞動，使人類從繁雜事務中解放出來，催生更高層次的思維功能，專注於創造性活動。與此同時，從人機協同走向系統整合，能夠生成全新認知功能，解決傳統模式下難以應對的復雜問題。由於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被視為硅基“數字腦區”，人機數字融合進化的風險歸根結底源於“數字腦區”的不當使用，這種風險呈現相互關聯、層層遞進的演化結構，主要體現為“廢退失控”“智能寄生”“消長失衡”風險。

人機數字融合中的風險應對是一項具有高度系統性與整體性的工程。隻有在堅守人類整體認知功能健全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升“消長智慧”，才能真正推動人類進化層次實現整體性躍升。因此，相應的風險應對需構成相互銜接、有機統一的整體：以“整體觀照”防范人類認知能力弱化，以“智能健全”維護人的認知自主性與主體性，並以植根於技術洞察與人文關懷一體化的“消長智慧”，在更高層次引導人類進化方向。歸根結底，無論是風險識別還是治理實踐工作，都必須建立在對人機關系及其演化規律的科學認識基礎之上。隻有深入揭示人機數字融合的內在機制，才能提高風險治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王天恩，上海大學智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上海大學智能哲學與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信息、大數據哲學。主要著作有《大數據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信息文明與中國發展》《規定論導論》《哲學描述論引論》等。

（2026年7月23日推薦，閱讀全文可至人民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