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關於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有系統論述。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重要理論指導作用，保証了改革開放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順利進行，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繼續堅持鄧小平關於堅持改革社會主義方向思想指導，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一個大問題

方向問題至關重要。堅持什麼樣的改革方向，決定著改革的性質和最終成敗。從改革開放一開始，一直到逝世，鄧小平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鄧小平認為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985年8月28日他在會見非洲客人時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是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1] 1986年4月4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再次指出：“堅持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2]

鄧小平之所以認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很重要，主要原因在於：

第一，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在鄧小平看來，他領導的這場改革，其目的和性質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他多次說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3]“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4]“我們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絕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制度。”[5]“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6]“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和不公正現象。”[7]“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8] “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至於怎麼能發展得多一點、好一點、快一點、省一點，這更不違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9]

第二，改革始終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中國從一開始改革，就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干擾。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存在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的較量。鄧小平指出：“有一些人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在1989年六四風波后他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0]“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11]江澤民也指出過：“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的‘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12]“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13]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出現，就像列寧所指出的：“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的罪孽、過錯和背叛，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14]中國改革開放是在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佔主導地位下進行的，從一定程度上是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技術、管理的過程，是國內允許資本主義因素在不損害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不斷壯大的過程。因此，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出現，就是很自然的。

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改革的干擾，鄧小平始終重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貫徹改革開放始終，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必須防微杜漸。他指出：“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15]“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的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採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麼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16]

第三，中國改革不是走、也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從歷史與現實多次論証，中國改革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如果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經濟文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進步。所以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切要求社會進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努力為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不公道、不合理現象直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我們要向人民特別是青年介紹資本主義國家中進步和有益的東西，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和腐朽的東西。”[17]“現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一定要徹底駁倒這種言論。首先，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經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其次，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現在我們總結了經驗，糾正了錯誤，毫無疑問將來會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都快，並且比較穩定而持久。至於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數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那當然需要相當長的實踐。再次，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哪個好？當然是社會主義制度好。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也犯嚴重錯誤，甚至出現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嚴重曲折，固然有主觀的原因，根本上還是舊社會長時期歷史遺留的影響造成的。有長期封建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德、日、意的發展，也都有過重大的曲折和反復（英、法出現過反革命復辟，德、日、意出現過法西斯統治）。但是，我們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較順利地戰勝了林彪、‘四人幫’，使國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團結、健康發展的道路。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准。”[18]“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19]

1979年11月26日，他在會見外國客人時說：“當然我們不需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20]“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中國這樣搞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肯定地說，不會。現在，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過去的資本家還有，他們的成分已經改變了。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佔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資所佔的份額也是有限的，改變不了中國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特征是搞集體富裕，它不產生剝削階級。”[21]“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22]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的經驗，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外國，受資本主義腐蝕，喪失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3]

1982年7月4日，他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指出：“對外開放，資本主義那一套腐朽的東西就會鑽進來﹔對內搞活經濟，活到什麼程度，也是有問題的。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這一手。但是為了保証這個政策在貫徹執行中能夠真正有利於四化建設，能夠不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同時還有另外一手，這就是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這一手，就沒有制約。”[24]

1982年9月1日，他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同時，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決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我國泛濫。”[25]

1984年6月22、23日，他在會見香港客人時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26]

1984年6月30日，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堅持社會主義對中國也十分重要。”“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証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 [27] “建國以后，我們從舊中國接受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於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我們解決吃飯問題，就業問題，穩定物價和財經統一問題，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經濟建設。靠的是什麼？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人們說，你們搞什麼社會主義！我們說，中國搞資本主義不行，必須搞社會主義。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混亂狀態就不能結束，貧困落后的狀態就不能改變。所以，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28]“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29]“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30]

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31]

1985年5月20日，他在會見台灣陳鼓應教授時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32]

1987年2月28日，他在會見加蓬總統邦戈時說：“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証。”[33]

二、用四項基本原則保証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早在改革開放剛啟動的1979年，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改革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証。后來，他多次強調，要用四項基本原則保証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總之，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34]

1980年2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貫徹這條思想路線，就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也就談不上貫徹黨的思想路線。”[35]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並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36]

1982年4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有四個方面的事情，四個方面的工作和斗爭，要伴隨我們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走。這四個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四項必要保証，即：第一，體制改革﹔第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第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第四，整頓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包括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37]“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的斗爭，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保証。這是一個經常的斗爭，經常的工作。否則，社會主義道路怎麼堅持呀？如果不搞這個斗爭，四個現代化建設，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就要失敗。所以，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有了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就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走。”[38]

1983年10月12日，他在十二屆二次中央全會上講話中指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立國和團結全國人民奮斗的根本。”[39]

1.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認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關鍵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同富裕。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40]“社會主義有兩個根本原則，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41]“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42]“隻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佔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43]“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44]改革應“允許個體經濟發展和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45]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四項基本原則首先要求堅持社會主義，難道我們能夠不堅持社會主義嗎？不堅持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安定團結，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46]“我們要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四個現代化，理所當然的，我們的干部隊伍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有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要遵守黨的紀律和國家的紀律。應該說，我們黨內、國內本來就有一些非社會主義思想，由於林彪、‘四人幫’ 林彪、‘四人幫’十年橫行和其他種種原因，加上我們同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外交關系、外貿關系，並且還發展這些方面的關系，所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滲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復強調，我們的干部隊伍，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今天重申這一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47]

1980年5月5日，他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認為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48]

1980年8月，他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說：“不管怎樣開放，不管外資進來多少，它佔的份額還是很小的，影響不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吸收外國資本、外國技術，甚至包括外國在中國建廠，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補充。當然，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我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這並不可怕。”[49]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加以保証。提出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三個條件，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說要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50]

1982年9月1日，他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要抓緊四件工作：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領域和其他領域內破壞社會主義的犯罪活動﹔在認真學習新黨章的基礎上，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這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保証。”[51]

1984年6月30日，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我們歡迎外資，也歡迎國外先進技術，管理也是一種技術。這些會不會沖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呢？我看不會的。因為我國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沖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當然，這會帶來一些問題，但是帶來的消極因素比起利用外資加速發展的積極效果，畢竟要小得多。危險有一點，不大。”[52]

1984年7月31日，他在會見英國客人時說：“十億人口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改變。”[53]

1984年10月3日，他在會見港澳客人時說：“我們也在變，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54]。

1984年10月31日，他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指出：“十億人口的大陸堅定不移搞社會主義”[55]。

1985年10月23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56]

1986年9月2日，他在回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

人們常常忘記是什麼樣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57]

1986年12月30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

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58]“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59]“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60]

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61]“在本世紀內最后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62]

1984年12月19日，他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說：“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對外開放二十來個城市，這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地，對外開放有利於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63]

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即席講話指出：“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我希望宣傳方面任何時候都不要忽略。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搞別的現代化。我們採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64]“社會主義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並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65]“總之，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行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並且回答那些希望變成資本主義的人。我們的報刊、電視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這些人腦子裡是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66]“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採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67]

1985年8月21日，他在會見非洲客人時說：對內搞活經濟，是活了社會主義，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至於吸收外國資金，這是作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不用擔心它會沖擊社會主義制度。搞活開放也會帶來消極影響，我們要意識到這一點，但有辦法解決，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從政治上講，我們的國家機器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有能力保障社會主義制度。從經濟上講，我國的社會主義僅僅在工業、農業、商業和其他方面已經建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68]

1985年8月28日，他在會見非洲客人時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佔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舊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69]“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並不可怕。”[70]

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71]“我們現在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代和任務不同了，要學習的新知識確實很多，這就更要求我們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來積極探索解決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基本問題的本領，既把我們的事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推向前進，也防止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復雜的斗爭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中央能作出切實可行的決定，使全黨的各級干部，首先是領導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時間學習，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而提高我們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隻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直達到我們的最后目的，實現共產主義。”[72]

1985年10月23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佔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我們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相反地，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結底，是要更有力地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隻要我國公有制經濟佔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73]

1986年9月2日，他在回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說：“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兩極分化，就是說，不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74]

2.堅持黨的領導

鄧小平認為堅持黨的領導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也是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根本政治保障。

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黨委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保証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同時，是通過計劃來領導，要抓好科學研究計劃，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組織好。”[75]

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自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來，就証明了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可能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更証明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沒有鐵一般的和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列寧所說的這個真理，現在仍然有效。在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系廣大勞動群眾的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黨而且引起全國人民的堅決反抗，正是因為他們踢開了久經考驗並與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而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后黨的威信在全國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為全國人民把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黨的領導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運動，盡管不是黨有組織地領導的運動，仍然是一個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而反對‘四人幫’的運動，參加這個運動的群眾革命覺悟同多年來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們中間的主要積極分子正是黨團員。因此，決不能把天安門廣場那個群眾運動看成為與黨的領導無關的像五四運動那樣純粹自發的運動，事實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黨的領導當然不會沒有錯誤，而黨如何才能密切聯系群眾，實施正確的和有效的領導，也還是一個必須認真考慮和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是這決不能成為要求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的理由。我們黨經歷多次錯誤，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的領導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今天的黨中央堅持發揚黨的民主和人民民主，並且堅決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更是廣大群眾所不能容許的。這事實上隻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林彪、‘四人幫’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一場什麼‘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開黨委鬧民主，會鬧出一場什麼‘民主’，難道不同樣清楚嗎？一九六六年本來是中國經濟經過幾年調整得到迅速發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幫’一鬧，經濟受到了嚴重破壞。現在中國經濟正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如果再讓有些人到處踢開黨委去鬧，那就隻能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大量實踐所証明了客觀真理。”[76]

1979年10月19日，他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好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講話中指出：“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各項事業中，由於中國共產黨居於領導的地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工作做得好壞，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77]。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隻要堅持並改善黨的領導，由此帶動其他工作，我們的任務就能夠完成。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這個黨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是領導社會主義事業、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力量，是無產階級的、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覺悟的、有革命紀律的先進隊伍。我們黨同廣大群眾的聯系，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是六十年的斗爭歷史形成的。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夠改變的。”“從根本上說，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當然也就沒有剛才我們說的三件大事和四個前提。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黨的領導，艱苦創業的精神就提倡不起來﹔沒有黨的領導，真正又紅又專、特別是有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隊伍也建立不起來。這樣，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祖國的統一、反霸權主義的斗爭，也就沒有一個力量能夠領導進行。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78]“中國一向被稱為一盤散沙，但是自從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成為全國團結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結束了。隻要我們黨的領導是正確的，那就不僅能夠把全黨的力量，而且能夠把全國人民的力量集合起來，干出轟轟烈烈的事業。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麼好處？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的競爭狀態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許多人就沒有理想。這種狀況是它們的弱點而不是強點，這使它們每個國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來，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牽制和抵消。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他黨，是在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我們全國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並在最后實現共產主義，所以我們能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我們黨同其他幾個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要堅持下來。但是，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79]

“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黨應該是一個戰斗的隊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應該是統一的、有高度覺悟的、有紀律的隊伍。隻有恢復到這種狀態，黨才能有戰斗力。”“我們要改善黨的領導，除了改善黨的組織狀況以外，還要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80]“共產黨實現領導應該通過什麼手段?是用這種組織形式，還是用別的辦法，比如共產黨員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學習專業知識，成為各種專業的內行，並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負擔更多的工作。一個工廠的黨委，總必須保証在產品的數量、質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計劃﹔保証技術先進、管理先進、管理民主﹔保証所有管理人員有職有權，能夠有效率、有紀律地工作﹔保証全體職工享受民主權利和合理的勞動條件、生活條件、學習條件﹔保証能夠培養、選拔和選舉優秀人才，不管是黨員非黨員，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們能充分發揮作用。如果能夠保証這些，就是黨的領導有效，黨的領導得力。這比東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處干預好得多，黨的威信自然就會提高。”[81]“要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必須嚴格地維護黨的紀律，極大地加強紀律性。”[82]

“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我們的黨，中國在國際反霸權主義斗爭和爭取人類進步事業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們黨。我們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 加強黨的紀律和戰斗力，使我們呢挂鉤勝任對於整個國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領導責任。”[83]

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隻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奮斗實踐中深刻認識到的真理。我們人民的團結，社會的安定，民主的發展，國家的統一，都要靠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84]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多次講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對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的斗爭。這是四個現代化能夠實現的關鍵，也是決定這次調整成功或失敗的關鍵。”“要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改進黨的作風。”“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方針必須堅持，但是，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85]

3.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多次指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要理直氣壯地用人民民主專政武器保護改革社會主義方向。

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的宣傳，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實踐方面，我們過去做得不夠，並且犯過錯誤。林彪、‘四人幫’宣傳什麼‘全面專政’，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我們已徹底粉碎了這個專政。這與無產階級專政毫無共同之點，而且完全相反。現在我們已經堅決糾正了過去的錯誤，並且採取各種措施繼續努力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當然，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並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狹隘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事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它們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並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証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86]

他指出：“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87]“不依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88]“在這個問題上，要理直氣壯。我們社會主義政權的專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還要加強。在這個問題上，切不可書生氣十足。”[89]

4.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堅持改革社會主義方向的行動指南。

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90]

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同林彪、‘四人幫’斗爭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反對他們偽造、篡改、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粉碎了‘四人幫’，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恢復了它的科學面目，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勝利。但是有極少數人不這樣想。他們或者公然反對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或者口頭上擁護馬列主義，但是反對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必須反對所有這些錯誤的思潮。有些同志說，我們隻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們堅持的和要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於個別的論斷，那末，無論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91]“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92]

三、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對保証改革的正確方向發揮了理論指導作用

鄧小平堅持改革社會主義方向思想是鄧小平理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理論指導作用，保証了改革開放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並取得巨大成就。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民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回顧30多年來的改革歷程，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並取得歷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指導，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立場，排除各種干擾，確保改革不變質、不走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第一條經驗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93]2013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三十五年的改革歷程也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也經歷曲折，但由於方向正確、駕馭得當，有了問題能及時糾正，所以取得了歷史性成就。”[94]他還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於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95]，是通過改革開放自覺地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健康發展，就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目的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胡錦濤同志曾經指出：“這30年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之所以能夠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最根本的就是我們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96]“我們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實現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統一，就在於我們既堅定不移地進行改革開放，又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堅決排除各種錯誤思潮、錯誤傾向的干擾，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97]正是因為我們黨能夠始終堅持鄧小平堅持改革社會主義思想指導，牢牢把握住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認識，有了問題能及時發現和糾正，所以改革開放才能始終得到人民的高度支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受住國際國內風險和挑戰的考驗，使社會主義大旗始終高揚在世界的東方，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中國奇跡”。既然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須堅持這條成功經驗，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堅持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指導

黨的十八大后，我國改革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保証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是一個關系改革成敗和社會主義命運的重大問題。繼續堅持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對改革的指導仍然十分必要。

目前，我國改革處於十字路口。鄧小平當年提出保証改革社會主義方向的因素正在漸漸喪失，如何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受到嚴重挑戰。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挑戰，2012年，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城鎮總就業的80%，佔全部稅收比重的73.1%，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例61.3%[9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充分顯現﹔社會存在兩極分化趨勢﹔黨的上層存在的腐敗沒有從根本上遏制﹔馬克思主義存在嚴重邊緣化。這些問題嚴峻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在這種情況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非常迫切。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廣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隨著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各種訴求相互碰撞，各種力量競相發聲，企圖影響中國改革的方向。因此，推進改革的敏感程度、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確保改革沿著有利於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方向前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進改革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是一個關系到改革成敗的一個嚴峻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和關鍵期，處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認為：“總體上黨中央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總體上沒有背離社會主義方向。但具體地講，改革方向在許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擾，如在所有制問題上，公有制為主體問題受到干擾﹔如在分配問題上，社會公平問題受到干擾﹔等等。”[99]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多次強調，要把握好深化改革開放的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全黨和全國人民，要繼續堅持鄧小平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思想，團結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讓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正確前進！

[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

[4]《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17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頁。

[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297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頁。

[12]《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

[13]《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9頁。

[14]《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6-167頁。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7頁。

[2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1頁。

[2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5-236頁。

[2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6頁。

[2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2頁。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9頁。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頁。

[2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頁。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頁。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頁。

[3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頁。

[3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6頁。

[3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3頁。

[3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8頁。

[3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8頁。

[3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3-404頁。

[3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4頁。

[3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頁。

[4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

[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33頁。

[4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24頁。

[4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

[4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

[4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頁。

[4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6頁。

[4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2頁。

[4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12頁。

[4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1頁。

[5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61頁。

[5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5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5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頁。

[5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頁。

[5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7頁。

[5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頁。

[5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頁。

[5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頁。

[5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頁。

[6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6頁。

[6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頁。

[6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

[6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6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頁。

[6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6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6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頁。

[6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頁。

[6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頁。

[7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頁。

[7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

[7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頁。

[7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頁。

[7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頁。

[7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98頁。

[7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9-171頁。

[7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05頁。

[7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6頁。

[7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7-268頁。

[8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8-269頁。

[8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0-271頁。

[8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1頁。

[8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3頁。

[8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1-342頁。

[8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8-359頁。

[8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8-169頁。

[8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8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頁。

[89]《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頁。

[9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1頁。

[9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1頁。

[9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頁。

[93]《＜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頁。

[9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8頁。

[9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頁。

[96]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

[97] 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

[98]《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99] 劉國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