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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經驗研究

韓劍鋒、曹亞麗、馬心妍

2017年01月09日15:40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中國用了30年時間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實現了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國家的偉大轉變,既沒有陷入拉美自由主義工業化模式的陷阱,又消除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工業化的弊端。中國工業化成功的一個重要的經驗,是避免一元單向思維的片面性,堅持實事求是和辯証統一。在目標選擇上,統籌兼顧國家安全和民生福祉﹔在調節方式上,市場和政府雙手合力﹔在企業組織形式上,國有和民營相互融合。

一、 安全和福祉——中國工業化的價值選擇

國家的工業化是由國家工業化的價值取向來引導的,有什麼樣的目標價值就有與之配套的體制機制和企業形式。中國的工業化由建國初期的以保障國家公共安全為主導的工業化,到改革開放后以突出民生福祉為主旨的工業化,再到當前以軍民融合為特質的工業化。完成了工業化中的公用和民用之間的辯証否定,實現工業化價值目標上的動態平衡。

1、 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國家工業化機制

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國家工業化是由當時的國情決定的。建國初期,新中國面臨冷戰的巨大威脅,保障國家的安全成為中央高層和普通民眾的普遍共識,加快國家的工業化,尤其加快以國防工業的重工業就成為當時的必然選擇。毛澤東早就說過:“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經過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朝鮮戰爭較量之后,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任務尤其顯得非常緊迫。1952年12月,中國中央在《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剛要的指示》中指出:“工業化的速度首先決定於重工業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發展重工業為大規模建設的重點。特別是確保那些對國家起決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強國家工業基礎與國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

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國家工業化有力保障了國家的安全。建國以后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經過近30年的不懈努力,中國從無到有建立了自己的鋼鐵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機械制造,汽車工業等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為國家工業化打下了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在此期間,國家建立了各級各類的大中專院校,培養一大批國家急需工程技術人才。國家在具備一定工業化基礎之上,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傾全國之力、匯全國之智,成功研制了舉世矚目的“兩彈一星”為代表軍工項目,為國家安全、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筑牢了鋼鐵長城,打破某些核大國的核威脅、核訛詐、核戰爭,中國人終於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巍然屹立世界東方。

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工業化優化了區域經濟結構。我國的中西部地區,由於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簡陋,人口稀少和市場狹小等,長期處於落后狀態。而國家安全為主導的工業化,大量國防科技工業在中西部落地,人才、技術、資金等工業化的要素向中西部匯聚,在陝西西安、四川成都、重慶等地的工業化水平迅速提升,飛機制造、航空航天、機械制造、電子信息、交通運輸等現代工業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落地生根。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存在效率、效益、結構、質量、規模等等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國家在中西部地區布局現代國防工業,有利於國防工業發展的自身安全,同時也為優化國家工業化的總體布局做出重大貢獻,為西部地區發揮后發優勢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

2,以民生福祉為主導的內生工業化機制

保障安全和追求幸福,是國家和人民進行工業化的內在動力。沒有安全保障,人民的幸福沒有安全依托﹔沒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安全保障也會失去方向和目標。為保障國家軍事工業發展,中國人民表現出極高革命熱情,作出過巨大的貢獻和付出了巨大犧牲。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改善民生福祉,增強經濟實力,提高綜合國力,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長久之計,更是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

以改善民生福祉為主導的工業化的啟動。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降低國家軍費開支,實施百萬大裁軍,回應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熱情期盼,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時代。在眾多的改革政策中,農村改革的成功成為撬動中國快速工業化的有力杠杆。家庭聯產責任制改革,使億萬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並在實現小康道路不斷前進。改革后的農村成為國家工業化的廣闊市場,滿足人民的生活的輕工產品受到青睞,紡織、服裝、自行車、家用電器等產品供不應求﹔農業機械、化學肥料、農用藥物、現代育種等工業化產品更是大受歡迎。傳統農業有了現代工業的有力助推,農業現代化進程大大提速。長期困擾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得到解決,城市工業化需要的商品糧問題得以化解。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大量農村勞動力被解放出來進入現代工業,為工業化提高大量的勞動力和優秀人才。在國家快速工業化中,工業與農業實現了高效互動、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得到協調推進,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質量和效益、能力和水平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大幅改善了民生福祉。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在快速工業化推動下變為了現實。由於食品工業的發展,乳制品、肉類、食用油加工等產品走進人們生活,飲食結構發生了改變,由吃飽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化學纖維的生產滿足了服裝面料的大量需求,現代化的服裝生產美化了人們的服飾﹔房地產的發展,不斷滿足著人們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汽車工業發展,家庭轎車的夢想成為現實。以電影工業為代表的文化產業方興未艾,人們的精神生活的消費空前提升。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醫療技術發展,使得中國的平均壽命大幅提高。總之,沒有現代工業的發展,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仍然會停滯在長期短缺的狀態﹔同樣,沒有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和要求,中國的工業化也不會如此快速和持久。

3,以軍民融合為特點的互補工業化機制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宏偉願景。中國夢是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辯証統一體,人民幸福是出發點和歸宿,國家富強是根本保障。國家工業化就有雙重目標的協調統一,以民用工業化的發展為基礎,以軍事工業化的發展為保障,實現軍民融合,協同推進。

軍民融合的工業化,可以有效保障國家核心利益。“備戰”是為了“止戰”,“止戰”必須“備戰”。台灣問題扑朔迷離。由於國際的影響和島內的因素,台獨勢力肆意擴張,維護祖國統一的任務非常艱巨。我們應在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基礎上,要積極發展現代國防工業,大力備戰強軍,為應對台海局勢劇變做好充分准備。此外,在東北亞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等敏感事件的妥善解決,也需要我們積極應對各種挑戰,為此必須發展國防工業,為保障國家的核心利益提供建設物質技術基礎。30多年以民生福祉為主導的工業化,為建設現代國防工業積累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基礎,我們可以在一個更高的平台上實現國家國防工業的跨越式發展。

軍民融合的工業化,可以有效維護國家發展利益。以改善民生福祉的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商品不僅能滿足我們自身的需要而且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中國的企業不僅在國內發展並且在海外積極布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區域不斷擴大。如何保障我國企業在國外投資安全,海外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以及商品和貿易的安全,日益成為非同小可的重大問題。當前中東、北非等地政局不穩、盜匪猖獗,安全形勢嚴峻,僅僅靠法律手段和外交手段,已經難以滿足日益嚴重的安全問題。面對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全球化趨勢,必須充實國防和軍隊實力,發展強大海軍,保障我國遍及全球的商品、貿易和投資的安全,已經成為進一步擴大開放、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要求。

軍民融合的工業化,可以有效提升國家科技水平。當前和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由於中低端消費需求的下降,資源環境的壓力,工業增長速度在下降,去產能的任務艱巨。提升國家工業化的科技水平,成為破解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難題的重中之重。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測、極地開發、基因工程、超級計算、新型材料、量子通訊、智能制造等戰略性的高科技,對於這些關系國家發展的重大科技項目,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可以發揮領頭羊和主力軍的作用,在滿足國家安全需要軍用目的之外,也可以適時轉化民用工業,造福人民大眾。

二、政府和市場——工業化的體制機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管理者、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可以能動地根據國際國內形勢,依據經濟客觀規律,保持宏觀經濟大體穩定,提供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通過價格機制靈活反映供求關系,及時滿足人民大眾的多方面需求,推動經濟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重要的是,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要在政府“有形的手”的指導下發揮作用,兩種手段相互滲透,緊密結合,才能更好地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

1.以提供公共產品為主體的政府主導型工業化

政府主導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它產生於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定的歷史環境,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即階段轉型有關聯,它應該隨著自身發展階段的轉換和內外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而調整。 目前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進程加快,總體上處於工業化后期,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向后工業化時代邁進的關鍵時期。同時,李嘉圖到凱恩斯,再從凱恩斯主義到后凱恩斯主義,都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性。90年代中期以前亞洲出現的經濟持續繁榮及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實現低成本的勞動力和某些資源的高效利用,加速市場發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宏觀視閾內,滿足公共產品的供給,保持整體經濟的平穩運行。

正確判斷中國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大問題。我國現在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著艱巨的工業化發展問題,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在促進、帶動和引導經濟發展的作用,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我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隻有公有制才能最終消除有一個不勞而獲的資產者橫插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階級之間的現象,勞動者階級才能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得到解放,對國有經濟的改制、改造和改革,離不開政府的指導和監督,公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中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既是在不發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上建立的,又是在計劃經濟基礎上建立的,因而既面臨著培育市場的任務,又面臨著規范市場的任務,一方面政府作為發育和調控市場的主體,其行為直接影響市場的運行和成長過程﹔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的管理者,還必須運用法規來規范政府行為,建立具有權威性的市場管理機構,統一解決重大問題。

政府自覺實現國民經濟的重大結構調整和比例協調,如產業結構升級,財政收支平衡,社會效率與公平,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問題,相比市場機制而言所需的時間和成本較低﹔政府承擔著社會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又擔任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通過深化改革,使社會改革和社會發展同時進行,緊密結合﹔政府通過適當的稅收政策和收入調節政策,以及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途徑,秉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正確合理地進行調節,是兩者達到平衡和統一﹔政府通過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能夠預先或急躁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經濟過熱或克服經濟疲軟,從而避免經濟危機,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

2.以滿足民眾需要為主旨的市場主導型工業化

我國的工業化最初從重工業開始發展,嚴格按照政府指令實行計劃經濟,完全排除市場。直到工業經濟由於高度集中、隔絕市場發展到喪失活力,才開始思考市場的重要意義,反思資源配置手段,重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開啟了工業經濟市場化改革。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從而結束了市場化改革姓“資”姓“社”的爭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掃清了意識障礙。同年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改革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新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進一步提出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合理配置資源,給中國的工業化發展、經濟發展注入持續有效的動力。

縱向研究我國工業化發展歷程,市場的作用可見一斑。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體制,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工業化發展進程和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途徑。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業資本配置的重點的是流通領域,生產供給通過流通領域反映的需求認可進行擴大再生產,這種“橄欖球”式的配置方式一改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啞鈴”式的配置方式,讓流通不再是計劃好的,而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和供求規律綜合起作用。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資源是所有經濟活動最根本的問題,由市場主要決定資源配置,能夠通過市場價格自動調節生產、供給、和需求的機制,在全社會形成分工和協作的機制、鞭策落后和優勝劣汰的機制。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利於推動我國經濟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有效益。

市場機制要有效的發揮作用,不僅需要有發達的商品市場,而且要有完善的生產要素市場。由於我國市場化進程的特殊性,政府對於生產要素交易活動曾經存在過度干預,從而影響了生產要素的市場改革,不僅導致了生產要素的錯配,而且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因此,更加注重生產要素作用的發揮,讓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信息等要素在市場中尋找到最佳效率和最佳配置。更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統一、高效、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積極穩妥的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加快企業的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由消費﹔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進一步完善市場的開放性、競爭的公平性和運行的透明度。完善有序運行的現代市場體系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形成統一有序的全國市場﹔二是積極完善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要素市場體系﹔三是建立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信用體系。

3.以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雙手合力的新型工業化

“計劃與市場”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推崇政府計劃,排斥市場調節,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原理。新中國建立初期,我國效仿蘇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完全排除市場機制,嚴重抑制了經濟發展活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開始逐步認識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新道路,先后經歷了四個階段,分別是:計劃經濟體制內引入市場調節、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政府主導型經濟在發展生產力,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不容小覷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重投資、輕消費”的增長模式導致消費需求不足,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經濟資源,投資取代了消費而成為總需求中主導力量,便會面臨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不利於我國經濟的轉軌,政府在國有企業、銀行和政府這個“鐵三角”關系中始終處於核心和主導地位,政府對於國有企業的過度“關愛”正是市場化改革滯緩的關鍵因素﹔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行政成本急劇增加,帶來大量的資源浪費。市場通過對資源最有效率的配置,促進了經濟發展的生機活力,但是由於市場經濟本身不具有自然性和自發性,也就是說市場不是自然形成的,不能自發的進行自我完善。如果單憑市場的自由發揮,社會公共產品就不能滿足社會成員不同層次的需求,基本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就會得不到有效解決,收入分配地區發展不均,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正是由於政府和市場本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經濟發展中才需要兩者的有機配合。

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能將二者之間的關系割裂開來,必須將市場和政府有機結合在一起,加強二者的協調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現否定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傾向,又要防止隻講市場化、忽視政府作用的傾向。使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優勢互補、各司其職,更好地激發經濟活力。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發揮價格、供求和競爭機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科學的宏觀調控,簡政放權,全面准確履行政府職能。因此,必須解決好三個主要問題:一是市場需求,二是資本供給,三是企業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要重點推進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和營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讓市場為政府提供經濟動力與發展活力,讓政府為市場提供經濟規則和發展環境。

三、國企和民企——工業化的企業形式

在我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最不容忽視的是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對於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來講,企業大致分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這幾種形式。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中,國有經濟起著主導作用,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掌握著國家經濟的命脈,而國有企業是國有經濟的微觀存在形式,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貢獻。當然,隨著我國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民營企業也逐漸成長為我國經濟體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為提高人民的生產、生活的需求,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黨的十八大的召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更是有個側重點到到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為了更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工業化層次,要正確處理國有企業經營模式、民營企業經營模式的關系,發展新型混合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推動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速度。

1.以資源供給見長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企經營模式

國有企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子,從建國到現在為我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在汲取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失敗的教訓之后,中國共產黨也逐步意識到高度集權的國營體制的不合理性,努力調整政府和企業的責任關系,激發國有企業創造活力。主要表現在:一是為社會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國有企業始終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二是國有經濟的實力快速增強,培育了一批經濟效益好,競爭力強的優勢企業﹔三是國有企業成為改革開放主要成本的承擔者,非國有經濟例如三資企業與鄉鎮企業的持續發展,得益於國有企業改革﹔四是國有企業可以彌補市場缺陷,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獲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

因此,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選擇並佔領相對優勢產業領域——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大型基礎設施以及其他具有宏觀社會效益的行業、具有自然壟斷性的大型不可再生性資源開發、在國民經濟中佔支配地位的支柱產業、對國家長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新技術產業、作為政府調節市場重要工具的部門外,還要在非上述領域或非支柱產業中站穩腳跟,不應劃地為牢,自甘退出。隻有這樣,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和整體優勢才能真正地發揮。

首都鋼鐵公司是國有企業承辦經營責任制的示例,近年來也面臨著產業轉型、生產效益低下、產品結構不合理、資產負債率高、節能減排能力低下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等企業的發展瓶頸。這也是諸多大型國有企業面臨的發展問題,改革治理不徹底,結構組織不夠優化﹔強調重視經濟目標,忽視非經濟目標﹔太過依賴制度優勢,忽視軟實力發展等,亟待解決。

2.以市場需求廣闊的分散經營成規模的民企經營模式

在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同時,我國政府也慢慢將視線轉移到民營企業的興起上。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迅速崛起,在國民經濟增長比重中佔有越來越大的比例,發展好民營企業不僅對於民營經濟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更會大大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和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孕育著重大的時代意義。

相對於國字頭企業來說,民營企業在我國的數量大幅增長過程中,規模雖然不大,但企業中的人員工作效率快,更加切合市場經濟的,也為我國的國計民生做出了突出貢獻,大約80%的工作崗位來自於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利於分配資源,優化產能,有利於增加中國經濟的內需。王健林作為新生代的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他經營的萬達集團在商業上奮勇翱翔,力爭上游,發展期間涉獵諸多領域,如酒店行業、旅游行業、電影行業、投資行業、房地產行業等等,也已成為中國商業地產第一品牌,亞洲最大的商業管理企業等等榮譽,這離不開王健林的獨有的“模塊化管理模式”。

從辯証的角度來分析,民營企業也有它自身的不足,如產權結構不合理和產權關系不明確﹔缺乏有效的治理結構﹔政府政策支持不到位﹔私有財產合法地位尚未明確﹔要素市場發展滯緩及民營企業融資渠道的狹窄問題等都成為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桎梏。因此,從這一方面來講,我國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同時存在,共同發展,有利於發揮各自的特長,優化資源利用效率,完善資源費配制度,促進生產力的提高。

3.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方向的中國特色企業制度

縱覽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凡是世界強國其經濟體制都是開放的市場經濟,同時在經過我國這麼多年的具體實踐檢驗之后,完善的市場經濟上會更加有利於我們是實現復興的必經之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兩大主體,市場經濟的平衡需要二者的平衡發展。

從長遠發展來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並行發展是中國經濟應有的態勢,這樣就可以達到民營經濟持續壯大,國有資產持續增持的效果。所以,混合所有制是今后發展的趨勢。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而且也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這一表述重新定義了公有制經濟,將公有制經濟的范圍不斷擴大,同時也將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一經濟形態更加肯定,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我國快速發展打破了意識形態障礙且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發展混合制經濟,有利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破除各方面的阻力,在政府和市場“一個有形的手和一個無形的手”的充分結合下,形成抓力,在完善的法人治理機構下提高管理水平和層次﹔有利於盤活我國的資本,發揮國有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發揮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部分的相對優勢,取長補短,更加合理有效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為企業注入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大大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為企業創造更好的效益。

“將原來的‘國有企業下的集體所有制’轉向規范化,作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試點,可以採取以下的步驟,第一步:應當於一套著眼於中長期發展的規劃。第二步:在母企業的幫助之下建立子企業。第三步:為新創辦的子公司融資、籌資。第四步:混合所有制企業正常運轉。” 混合所有制並非私有化,而是國有企業建立良好現代管理制度、發育健康市場主體的倒逼機制,是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強化關鍵領域控制力的良好契機。

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下,我國著力打造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能夠充分讓國有資源和民間資本交叉相融、優勢互補,大大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強企業的綜合實力,提高我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更為合理公平競爭的能力,努力打造世界級大型工業企業!

(作者韓劍鋒系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書記兼副院長、教授,曹亞麗、馬心研為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6級研究生) 

(責編:謝磊、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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